美國中央情報局有無牽涉 , 令人存疑 ! 一個天安門事件「變相受害者」的「含冤」回憶作者：熊玠，男，1935年7月23日出生，河南省開封市人，祖籍江西省。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南伊利諾州立大學⋯⋯

改革開放40週年：回顧中國人赴美留學史 1978年7月某天凌晨3時許，美國白宮的電話驟然響起，總統吉米•卡特從睡夢中被叫醒。電話來自北京，打電話的人是總統科學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博士，他正在中國訪問。除了遇到危機，卡特擔任總統期間很少在半夜被叫醒。卡特問，為什麼這麼早打電話？普雷斯向他報告說，此時正和鄧小平會見。卡特問，是有什麼壞訊息嗎？對方說，不是，他問了一個我無法回答的問題，他想知道能不能送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 “當然可以。” “他問能不能派5000人。” “你告訴鄧小平，他可以派10萬人。” 那時中美還沒正式建交，十一屆三中全會還沒召開，一窮二白的中國面臨著一堆亟待解決的問題。 “美國戰略智囊”布熱津斯基對鄧小平當時的做法很驚訝，他在回憶錄中曾發出疑問：把中國最聰明的孩子送到美國去，難道他不知道當時中美兩國生活條件的差距嗎？鄧小平不那麼認為。早於這通電話的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鄧小平說：“任何一個民族、一個國家, 都需要學習別的民族、別的國家的長處，學習人家的先進科學技術。我們不僅因為今天科學技術落後，需要努力向外國學習，即使我們的科學技術趕上了世界先進水平，也還要學習人家的長處”｡那一年的６月23日，針對留學生派出工作，鄧小平有說：“我贊成留學生數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學”, “要成千成萬地派，不是隻派十個八個”，而且，派出留學生“要千方百計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寬。”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技術大會開幕式上講話那是一個一度封閉的大國，在特殊歷史時期再次推開國門。此後，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湧動著中國人熱情、智慧和鬥志的留學大潮拍天而起，以不可阻擋的力量向海外世界捲去。 1978-1979 破曉 1978年12月26日晚八九點，小雪，一架飛機靜靜地停在首都機場停機坪上。52名中年人穿著黑大衣和黑皮鞋、帶著黑色手提包，順序登上飛機，他們要途經法國巴黎轉機去美國留學。當時，中國經濟落後，外匯奇缺，這麼多人一共就只有50美元，被領隊揣在兜裡。彼時的中國，剛剛開始從革命的狂熱中醒來，貧窮如一根芒刺穿透剛剛甦醒的肌膚，讓人感覺疼痛。 1978年12月26日，首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到達美國登上飛機的一剎那，這52個人還有些恍惚，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想到自己能得到去美國的機會。這是因為，很多人來自“剝削階級家庭”，這種包袱彷彿也有萬鈞之重，足以影響一個人求學的自信心，甚至將他壓垮，大家因此也心有餘悸，害怕萬一去了，國家的路線改了，就倒黴了，要麼回不來，要麼回來了又要被戴帽子。教育部告訴他們，這是國家的需要，是鄧小平的命令！到美國去學習他們的科學技術，回來給國家做貢獻，這樣大家才得以安心。 1978年12月底，國務院副總理方毅在人民大會堂為首批52名赴美留學生送行柳百成，第一批出國留學52人的總領隊，在停止教學的日子裡被打發到鑄造車間勞動，他白天扛沙子，晚上堅持閱讀英文專業書籍，邊看邊做筆記，筆記本積累了一尺多厚。開始第一批留學生選拔時，他已經45歲，當時機械工程系分得了一個名額參加清華大學的選拔，系主任親自面試，他得了第一名。接著學校、教育部也組織了統一考試，他連闖三關後最終入選。 1978年12月26日，飛機萬里西行，滿座的中國學者難抑心中興奮，當時大家對美國就像對月球一樣陌生。這52名公費留學生學成後，悉數回國，成為了各個領域的佼佼者，個人命運的軌跡也因此發生急速轉折。1981年初，柳百成回國。當年清華赴美的9人中，如今已有3人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或工程院院士。柳百成也在促進資訊化技術與先進製造業深度融合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使愛國奉獻、報效祖國的夙願得以實現。改革開放確實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春天，使知識分子有了充分發揮聰明才智的平臺。 52名首航留學生名單 1980-1983：生長 70年代末的中國留學生所學專業主要集中在科技領域，而到了80年代，更多的留學生選擇了經濟學、企業管理等專業。這種微妙的變化跟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分不開。 52人去美國留學的次年，中美建交。在金門島，聽到這個訊息的27歲臺灣陸軍連長林正誼，站在一塊巨石上，凝望著對岸，內心正翻騰著大海一樣的波濤。林正誼當即判斷出，腐敗的國民黨當局“反攻”大陸是零概率事件，日後的中國一定會更加開放的走向世界舞臺。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他悄悄下水，遊了三個小時後到達大陸，隨後就讀於北京大學經濟系，林正誼還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叫“林毅夫”。 1980年，還在北京大學讀大三的22歲青年易綱被派往美國學習經濟及管理，初到時，他揣著2美元，一邊留學一邊靠給學校食堂洗盤子賺生活費。兩年後，林毅夫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看中，推薦到芝加哥大學學習農業經濟；曾睡在易綱上鋪的海聞從北大畢業，但沒能拿到公費留學，只能考慮自費，他騎著自行車往返於學校與北京圖書館，從北圖抄寫下美國大學的地址，一封封信寄向美國，最後被加州長灘州立大學錄取，成了改革開放後北大“自費出國第一人”。10多年後，這三個命運軌跡若即若離的海歸聚在一起，創立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也就是後來的國家發展研究院。從創立到現在，越來越多的留美、留英學者加入其中，他們認為這是研究中國問題最好的地方。 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合影（左起：張帆、易綱、林毅夫、德懷特•帕金斯、帕金斯夫人、海聞、餘明德、張維迎） 1984-1991：大潮 80年代的中國依然不富裕，但改革開放無疑給予了人們通向未來的信心。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商品經濟”的合法地位被確立，無數願意用雙手創造財富的人一頭扎進神祕莫測的“海”，開始了一場改變命運的探險。社會大環境在不斷改變，國人生活的細枝末節也在悄然變化。“板磚”單卡收錄機、鄧麗君在甜柔的歌聲，崔健“平地一聲吼”，一首《一無所有》，爆炸型的燙髮, “離經叛道”牛仔褲、T恤衫…… 在那個特殊的新舊交替時期，長時間的精神壓抑之後，國人發現所有的事物都是前所未有的新鮮，而被新鮮事物包圍的自己是從未有過的年輕！當時，倍感年輕的還有中國的企業，1984年被很多人稱為“公司元年”。越來越多不甘庸碌的人，用“下海經商”取代了“拿鐵飯碗、掙死工資”，一大批日後馳騁一時的公司，諸如“海爾”、“健力寶”、“蘇寧電器”、“聯想”、“萬科”等得以誕生。同樣是在1984年，留學這件事也迎來了大潮，這一年，國家頒佈了《國務院關於自費出國留學的暫行規定》，打開了人們自費留學的渠道。龍門陡開，江鯽飛躍，此後積壓了十多年的人才狂潮再次噴湧！中國留學生帶著那個年代特有的激情、勇氣和夢想去往世界各地。他們看起來有點“狂”，但“狂”的很有底氣。 1985年，吳鷹做了一個艱難的選擇——從待他不薄的北工大辭職，考入美國新澤西州理工學院，帶著一箱行李和30美元，隻身一人來到美國攻讀碩士學位，十年後，他創辦UT斯達康公司，靠一種叫“小靈通”的電信產品聞名一時。他們用一種非常艱苦的過程證明了自己的堅韌。出身於陝西西安的張朝陽在考取李政道獎學金時，對手是祖國各地的700名尖子生，競爭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最終，他成為被選中的100人之一。後來有人問成為搜狐掌門人的張朝陽：“在面對風險投資時心理壓力能不能承受？”他回答到：“這些壓力比起我在清華參加考試的時候的壓力要小得多。“ 1986年，閻焱、熊曉鴿、張朝陽、張亞勤去了美國。 1987年，徐小平先去美國，再到加拿大，刷了很久的盤子，田碩寧也在這一年去了美國，之後成為亞投行第一任行長的金立群則赴美國波士頓大學經濟系研究生院進修。越來越多的青年奔向國外。僅在1985年底，出國留學生的總人數就達到3.8萬人，其中自費留學生7000人。在之後的十多年間，這些人中的很多人都將回到中國，政界、學界和商界都將不乏他們的身影，中國未來的新技術、新理念和IT產業等將由他們擔負支柱。這些後來中國各領域的“領航者”，此刻都默默地奔波在各自的留學之路上，誰也不會想到，時代會在某個瞬間猛一轉身，把聚光燈打在他們身上。 4、1992-2002：激盪跟80年代的“浪漫”有所不同，90年代日漸商業化的時代特徵，讓中國不再像過去那樣充滿神祕感和難以琢磨。不過，在意識形態領域，兩種不同的聲音仍然在隔空交鋒。如果僅僅從報紙上的爭論來看，1991年的中國瀰漫著改革是姓“社”還是姓“資”的硝煙。而事實卻是，爭論如江面上迷眼的亂風，實質性的經濟變革卻如水底之群魚，仍在堅定地向前遊行。 1992年鄧小平南巡，一系列講話的核心其實是對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爭論給予了斷然的“終結”，改革開放新一波的浪潮由南向北，在經濟上形成了強烈的號召力。很多國人都從中嗅出了巨大的商機，很顯然，一個超速發展的機遇已經出現。這時候，需要的就是行動、行動、再行動！此後又出現了一波辦公司熱。 “海歸”也是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重要部分，與經濟加速相對應的，是留學政策的進一步鬆綁，“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被確立為留學海歸政策的指導思想，這一掃80年代末一度對留學政策有所收緊的陰霾，給留學潮又加了一把火。於是，雄心勃勃的人都琢磨起留學來：從商的，想到海外賺得第一桶金；搞文化的，一心盼著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演藝明星們，也開始惦記著衝進好萊塢、百老匯。有人甚至帶著“外國月亮比中國圓”的幻想，盼著儘快走出國門。 1993年，一部叫《北京人在紐約》的電視劇火爆全國，將出國熱真切地展示在每一箇中國人面前。“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片中，姜文扮演的音樂家王啟明，在紐約無論如何掙扎都無法實現自己的音樂夢想，最後成為了一名商人，這是那一代人世俗意義上的成功模板。《北京人在紐約》劇照藉助一股股留學潮，有人懷著各種想法趕赴世界各地，也有人正從世界的某個角落匆匆趕來。中國的改革開放1992年之後進入黃金盛年，網際網路這項科學技術正在太平洋彼岸落地，開始商業化，展現其迷人的魅力，中國也正迎接這一股網際網路衝擊波。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中國網際網路大潮中，“海歸”們也在這一時期鬼使神差地入局。 1995年，走下飛機舷梯的張朝陽感到一陣寒意，他搓了搓手，拎著兩個手提箱向機場外大步走去。多年的美國生活，讓張朝陽有了“小布爾喬亞式”的審美，扎小辮，POLO衫，戴墨鏡，而迎接他的，是一片未知。 1999年國慶，大家的名片上開始印e-mail地址了，街上有人穿印著“.com”的T恤了，李彥宏斷定：網際網路在中國成熟了，大環境可以了。於是，他決定回國創業。同年，陳一舟與兩位斯坦福大學校友楊寧、周雲帆回國。此前他們曾一起回中國轉了一圈，得出一個結論：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方都在這兒了，不來這兒，去哪兒呢？後來他們創辦了一個叫ChinaRen的公司，也就是後來的人人網。儘管有著諸多不如意，對未來的生活也沒有全然把握，但他們還是回來了，理由只有一個：在美國雖然拿著高薪但找不到自我，不如回國創業。接下來的時光裡，每個行業都將被“網際網路思維”攪個天翻地覆。儘管各種優秀“海歸”或出於夢想，或出於商機選擇回國，但這也難以掩蓋這一時期中國大量的人才流失，2002年，也就是中國被世界貿易組織接納的次年，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一度達到了6.94∶1，也就是說，每7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1人回國！ 5、2003-2018：歸來進入新千年，一切都變得很快，“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為這個時代最強有力的註解。出國留學的方針得到了很好的貫徹，自費出國留學限制被徹底廢除，工牌出國留學政策在培養高層次留學人才方面持續發力，吸引留學人員尤其是高層次留學人才回國工作為國服務所採取的政策不斷健全，出國教育效益極大增強。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釋出，堅持“支援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方針。與蒸騰上升的綜合國力相對應的，就是此階段滾滾洪流般的留學潮，中國已悄然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之一。擁有更多選擇的學界精英和商界大佬，選擇將孩子送出國去，出國留學逐漸呈現出了低齡化的趨勢。前首富王健林在兒子王思聰兩歲時選擇將他送到國外上寄宿學校，從新加坡Swiss Cottage小學，到英國溫徹斯特公學，再到倫敦大學學院哲學系，王思聰一路在國外接受先進的教育，養成了張揚的個性。同樣是前首富的劉永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1994年，劉永好將女兒劉暢送到美國西雅圖小鎮女子學校讀高中。出同樣的選擇的，還有很多企二代。娃哈哈二代宗馥莉就讀於佩珀代因大學；碧桂園二代楊惠妍就讀於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聯想柳傳志的女兒柳青就讀於哈佛大學…… 此階段，不僅精英人士、商業大佬選擇送子女出國，越來越多的普通家庭，也加入到送子女出國的隊伍中。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突破了60萬。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留學生選擇了回國。從2003年開始，中國出國與歸國人數之比不斷縮小，2010年為2.11:1，2015年為1.28:1。少數人的選擇成了多數，近五年來回國人數佔到了出國總量的70%。更重要的是，歸國者中，精英大有人在！據中國與全球化智庫釋出的調查，海歸創業集中於國家戰略新興產業，在海歸創業者中，58.3%擁有個人專利，65.9%從海外帶回了技術，絕大多數處於國際先進和國內先進水平。相對早年的迅速複製海外商業模式，近兩年的海歸技術人才在生物製藥、AI、新材料等技術創業領域扎堆。國外很多國家的條件還是比中國好，為什麼選擇回國？回答歸結起來無非兩點：除了中國的機遇，還有國外的天花板。很多技術人才直言“在美國，華人技術人才能躋身管理層的不多，可能會一直寫程式碼。” 2017年初，被稱為“矽谷最有權勢的華人”的微軟前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歸國，成為新版精英歸國的代表。這些歸國精英或直接投身到創業大潮中，或加盟大網際網路公司任高管，或致力於開拓國際市場。除了商業精英，還有一批國際公認的科技大咖歸國。2008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施一公做出了回國決定，哈佛八博士王文超、張欣、張鈉、王俊峰、劉青松、劉靜、林文楚、任濤在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強磁場科學中心…… 西方媒體評價：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改革開放40年，歸國留學生與鄉下知青、高考學子、下海闖蕩的商人和程序務工的農民工一起，成為推動中國崛起的重要力量。40年中，這群中國人“晴天搶幹，雨天巧幹，白天大幹，晚上加班幹”！不知不覺中，世界卻驚奇不已，一個曾經落後的中國，經濟總量已成為世界第二。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青年學子負笈海外、勵志報國的40年，是中國教育學習、借鑑、趕超的40年，是從人才輸出到人才迴歸的40年。與此同時，這支源源不斷的留學大軍為中國的社會經濟建設輸入了不竭的新鮮血液，拉近了中外教育、科技的距離，推動了中外人文交流，提升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 40年歸來，當年第一批的出國留學生已經白髮蒼蒼，他們作為中國留學歷史變遷的見證人，也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科技發展、經濟騰飛。時代車輪滾滾向前，留學的歷史不斷變化，不變的，是千萬萬萬像他們當年一樣奮力奔跑的人。

轉載》敬致各位先進、好友、鄉親：拙文「習近平，何不找曹興誠聊聊」日前在風傳媒發表，為了方便轉傳，原文如後，您如認同，請廣傳，不勝感謝！我的主張是「一國兩治」，意即「一個中國，包括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岸平等相待。任何一方皆不可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強加於對方。其形態類似邦聯。中華民國自1912年以來始終存在，是歷史，也是現實。我的主張：堅持台灣不獨，但也絕不屈辱，台灣是中華民國管轄之地，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我不揣淺陋，著手撰寫「我的兩岸論述」，分期發表，就教於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若有利於兩岸和平，吾人甚感欣慰。吳思鍾 2022 年9月25日習近平，何不找曹興誠聊聊 --寫給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執筆者：吳思鍾（西陵電子創辦人，曾任台灣電電公會、工商建研會、青創會理事長）曹興誠和我，都是最有資格駡大陸的台灣人。我們在大陸投資，都曾碰到「地痞流氓」。他駡得淋漓盡緻，我認為應該。可以想見，一個企業家，心中得有多少怨恨，才能駡得如此開懷，並且還捐了錢，想打「共匪」。曹興誠，是我舊友，有想法，講義氣，是我佩服的企業家。但是，就我所知，他不是台獨。他曾主張，大陸想統一，開出條件，讓台灣人民公投。我的受害故事，不輸曹興誠，台灣知識份子都不陌生，可以視之為「中國之耻」。 1992年，我擔任工商建研會理事長，海基、海協兩會香港會談之後，國台辦尋求兩岸經貿的破冰，邀請我率團到北京訪問。李登輝當年並不反中，否則我北京不會成行。我行前拜訪過行政院長、央行總裁、財經部會首長；到大陸除李鵬總理接見，也拜會了吳學謙副總理，人民銀行行長、國家計委和財經首長，並與大陸經濟學者吳敬璉等舉行座談。此行，我提出請大陸制定勞動法令，讓投資台商有所依循；制定台商投資保䕶法，確保台商投資安全，因為台商擔心，其大陸資產被「共產」，國有化了；允許台資銀行在大陸成立分行，以服務台商等建議。李鵬總理當場親筆一一記下。可以看得出，改革開放初期，百廢待舉的中國，領導人對經濟發展的殷殷期切。除此，李鵬總理要我帶回幾句話，他很委婉但很堅定的說:「兩岸的統一，没有時間表，但是，台灣絕對不能獨立，否則大陸領導人，將難以面對歷史的批判」。其言下之意，只要台灣不獨立，就不會有面對戰爭的風險。但是，如果台灣獨立，不論大陸領導人是誰，都不得不動武。這是大陸領導人在兩岸交流之後，第一次明確傳達了大陸對台的基本態度。我在接見之後，清楚的轉達給兩岸媒體，連續兩日，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以及台灣媒體，都上頭條。可是，我沒想到，李鵬在結束會談時，竟公開邀請我在北京做一「台商的示範投資」。我很意外，回答：「北京沒熟人，我不敢。」當時大陸法不完備，很多事，都是地方領導說了算，投資存在風險。李鵬看出我的疑慮，轉身向陪同接見的北京市委書記説：「你幫吳理事長找個案子，有問題，我負責！」他同時回應，我所提議的「台商投資保護法」等法案，大陸會儘快制定。至此，我明白，他的邀請是認真的。會後，建研會理監事認為，既是總理公開的邀請，卻之可謂不恭，要我力所能及，盡力促成。當年，建研會是台灣最大的工商團體，不能不給總理面子。我因此與北京地儀廠合資，接收其600員工，解決其發薪之困難，地礦部並批准由我公司開發其12萬平方米土地。當時，北京東三環，入夜後，仍是漆黑一片。 1998 年，當我公司投入鉅資，完成規劃之後，起造前，合資公司土地，卻為時任國土資源部長的周永康強奪，再以賤價轉移給特定人開發，圖利其貪腐團夥。我概稱這些人為周永康貪腐團夥，有人稱之為「江派」。因為訴訟金額龐大，我依國台辦指示，將其中部份，申請商務仲裁。 1999年，我商務仲裁贏了，本應於40日內執行的，但是因周永康團夥權勢日大，指使最高法院，阻撓執行法院執行，再指使被執行人地儀廠盜取合資公司圖章，做假賬，謊稱已履行裁決。我從此打了20 年的官司，可以說是步步血淚。北京市中院，在最高法院壓力下，睜眼說瞎話，做枉法裁決，誣指我已收到執行款，又自己用掉了。 2013年，北京市高院的審判長孫衛民，認真的開了三次庭，查明那幾年我人在台灣，沒收到款，也未在任何財務傳票上簽過字。我知他承受壓力，但是，終審裁定，商務仲裁應執行。結果他受到最高法院「關切」。如果他受到打壓，我請習近平為他平反。中國的司法改革，需要有良知的司法官。更可懼者，終審裁定之後，最高法院竟然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以一紙函件，通知執行法院「本案不必執行，逕行結案」。其惡行無法無天，駭人聽聞。我的律師親眼看見函件，海基會要我影印，執行法院不准。這就是中國的司法，禍源就在主管政法的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及他所掌控的最高法院。之後，周永康雖然入獄了，但其貪腐團夥勢力，依然盤根錯結，阻撓法院執行。我和1650股東，迄今分毫皆未取回。我和曹興誠同樣是受害者，有人問我，為何不駡？我不駡，並非懦弱。我曾駡過，可是，駡有何用？中國政治的水太深，2012 年，習近平上台以後，我認為應雨過天青了，我寫了一封求助函，我相信習近平看了我的信，一定會立即處理。可是每每臨門一腳，總有人將信擋下。我只能相信，周永康貪腐團夥勢力，仍無所不在。反貪腐必需除惡務盡，否則連國台辦也不敢為受害台商伸張正義。要層級低的國台辦，去找政治局常委為台商討公道，本來就不務實。且不說政治局常委，即便是有權勢的地方勢力或涉入貪腐的紅二代，只要是背靠江派，國台辦也無能為力。日久，台商民怨四起，台灣人民不再相信大陸的行政與司法。我的1650個股東，有很多是台灣企業界的菁英，更多的是退休的軍公教人員，以其退休金投資的。這些人都年已老邁，心中有怨，在台灣民間不斷傳播，國台辦就是辦一萬場兩岸交流，提供再多的惠台措施，恐也抵不過本案對兩岸關係所造成的傷害。本案拖累許多台灣企業家，我無意揭露。但有一人我必需提，我的好友溫世仁，在1990年代，在甘肅的窮困偏鄉黃羊川，他捐助許多電腦和網路設備，讓貧窮的孩子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主導的「千鄉萬才」計劃，幫助西部貧窮的孩子們走出荒漠大山。可以看得出，早年台灣企業家，對大陸弱勢族群民胞物與的關懷。溫世仁不幸英年早逝，我愧疚迄今未能償還。我的案子，不是經濟糾紛，它是赤夥夥的政治迫害，周永康團夥的貪腐，強逼台灣人民買單。貪腐者可以無視台商投資保護法，以及日後兩岸簽定的投資保障協定，影響所及，造成台灣知識份子離心，兩岸失去互信。未來即便是兩岸進行政治談判，所簽定的協定，大陸是否能履行？台灣人民都會懷疑？曹興誠說他對中國印象惡劣，和「和艦投資案」無關。但是我不相信，他如果對大陸本無好感，不可能兩度到大陸投資，他應有難言之隱。而我隱忍多年，完成大陸司法程序，見證了周團夥挾持司法的不公不義。我為了和周永康貪腐團夥打官司，曾隻身長居大陸13年，看盡了中國貪腐者的猖狂嘴臉。我也驚覺到周團夥佈局極深，先掌握石油、礦產、國土資源，以上下其手。再位居政治局常委，主管政法，手握司法、武警、公安，以保障其貪腐所得。其惡行，可謂「貪腐者竊國」。我身為受害者，曾經悲觀的認為「中國危矣」！我的案子恐也將成寃案。可當我更深層的接觸，瞭解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有欺壓台商的地痞流氓貪官污吏，也有一群有使命感的知識份子，踽踽前行，為文革之後苦難的中國，尋找出路。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發展了，如果領導人要跟貪腐者妥協，甚至同流合污，很容易，而且可以累積個人大量財富。但是他們選擇了無愧於知識份子正義與良知的道路。以我對中國長期的觀察：鄧小平拼了老命，讓文革之後千瘡百孔的中國，改革開放。江澤民對部屬的貪腐沒有節制，以致上行下效，中國貪腐成風。胡錦濤有心改革，無奈手無軍權，無力面對周永康貪腐團夥的橫行。而他加持了習近平，讓習能救亡圖存，進行改革。總之，天佑中國。 2002 年，江澤民在胡錦濤接任總書記時，不交接軍委主席，在「槍桿子出政權」的中國，即便是胡錦濤有心改革，也難有作為。胡錦濤主政後，中國曾有不少正義之士，認為我的案子，對台灣人民不公不義，想幫我解決，包含副總理鐵娘子吳儀、國台辦主任陳雲林、張志軍以及海協會陳德銘等人，可惜都徒勞無功。貪腐團夥權勢當道，正義和法治都是空談，胡錦濤必然點滴在心。江在胡錦濤臨卸任前才交軍權，而胡不眷戀權位，轉手交接給習近平，使習有底氣，在中共十八大宣示「反貪腐，依法治國」。此扭轉了中國的命運。 2012年，當我看到習近平提出「反貪腐，依法治國」的宣示，坦白說，嚇了一跳！這兩點都是中國之病，且病入膏肓。此時中國已經貪腐成風，不僅中央，在地方辦事，沒錢，寸步難行。想改，絕非易事。「反貪腐」，會得罪很多已經貪腐的紅二代和新權貴，擋了他們的財路，他們會集結反撲。香港反送中之亂、川普選美國總統，都有他們的影子。香港之亂時，我曾數度進出香港，所見皆怵目驚心，暴力份子襲警、阻街，丟汽油彈，佔領地鐵站，暴打意見不同的港人。這是暴動，已經不是台灣人所認知的示威遊行。暴力抗爭者，每天可以領4000港元（約17000元台幣）豐厚的「走路工」，資金主要來自中國貪腐團夥的捐輸，小部份來自台獨支持者。許多暴力抗爭者假學生之名。而原本單純的學生，收了錢，就不單純。幕後操控的中國貪腐團夥，為了保護貪腐所得，即便是結合外國勢力，以對抗中國，也在所不惜，他們惟恐中國不亂，因為，亂了，就沒人敢管他們。當黃之鋒、黎智英在國際媒體要求美、英干預，抗爭者公開訴求港獨，此已嚴重觸及中國紅線，大陸出手，我不意外。我曾在香港電視呼籲學生見好就收，接受談判建議，否則後果難料。然而，戶頭裏有數億港幣捐款的學運領袖，豈肯輕易收手。香港之亂，沒有贏家，中國輸掉國際形象，香港人輸掉本該擁有的一國兩制。曹興誠看到的是中國以暴制亂，破壞了鄧小平「一國兩制，50 年不變」的承諾。我則洞悉貪腐團夥背後的陰謀，此得益於我服役時擔任輔導長（即大陸軍中的政委），接受過嚴格的政戰訓練，對民運的觀察格外敏鋭。我建議習近平，香港之亂既已平息，中國應避免對香港過度干預，還給香港人一片天。可以明白告示，今後只要不涉港獨和外國不當勢力介入，鄧小平的承諾，中國不會打折，香港仍然「舞照跳，馬照跑，一國兩制，50 年不變」。甚至，習近平也可以承諾，「50 年之後，香港的發展，只要能利國利民，一國兩制，可以永遠不變。」此不僅可以展現中國的自信與大度，又可以安撫香港民心，同時杜國際悠悠之口。習近平的「依法治國」，要在中國落實，同樣是難比登天。中國不「依法治國」，是毛澤東遺留的沈疴。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中國從不「依法治國」，一切都是毛澤東説了算，權力不受節制，所以才會有「文化大革命」的無法無天。未經司法審判，就能讓紅衛兵鬥死國家主席劉少奇和前國防部長彭德懷，被公審、鬥爭、羞辱折磨致死的還有數百萬無辜的知識份子。 1966 至1976年，十年文革，反傳統，破壞倫理文化，青年勞改下放，老師怕被鬥爭，學校不敢開課，造成中國一代人的教育斷層。文革浩劫慘狀，台灣人民難以想像。所幸，1949年，退守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實施憲政、法治，兩蔣父子記取大陸失敗教訓，在台灣勵精圖治，全力發展經濟，台灣成亞洲四小龍之首。 1975年，蔣中正去逝。我肯定他在動亂的年代，抗拒了毛澤東的「解放」，穩住台灣；反之，在大陸文革時期，他在台灣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加強歷史文化教育。即便是「禮義廉耻，四維八德」，這些民進黨人不認同的中國傳統文化，它培養了我們這一代人知書達禮，勤勞誠懇，脚踏實地的為台灣經濟紮下了根基，卻是不爭之事實。之後，蔣經國清廉自持，杜絕貪腐，勤儉治國，任用賢能；孫運璿、李國鼎等人披荊斬蕀，在荒煙漫草中，建構了新竹科學園區；創立了台積電，才有40年後，台灣半導體的護國神山。同一個年代，同一個民族，兩岸的分治，其結果有如宵壤，此值得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深思與反省。這也是我在「我的兩岸論述」中，提出「一國兩治」主張的依據。此容後再述。 1976年，毛澤東去逝，文革時被打入牛棚，曾三落三起的鄧小平，結合葉劍英等人，粉粹了四人幫，在兩岸知識份子的引頸企盼中，步步驚心的結束了文革。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政策。而文革之後，多難的中國，依舊是舉步惟艱。明知「改革開放」是中國的惟一出路，卻仍然面對陳雲等保守勢力的反撲，在驚濤駭浪中，艱苦前行，直到1992年，鄧小平二度南巡，才塵埃落定。這也是我決定率團到大陸參訪的原因。中國的命運多舛，多數台灣人並不清楚。而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改革開放以前，不行「法治」。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歷經幾代領導人的努力，經濟是發展了，但是，依舊是法治不行，貪腐橫行。有識之士，皆憂心忡忡！讀歷史，知經濟的發展，並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清「康乾盛世」之後，國力迅速耗竭，乾隆的寵臣和珅，抄家後，其貪腐家產總值白銀8億兩，是清廷10年歲入總和，大清豈能不衰！以史為鑑，知習近平的「反貪腐，依法治國」，是救中國於危亡，此絕非危言聳聽。但這是一條充滿荊蕀之路，險阻重重。我佩服習近平在大爭之世，能沈穩以對，不與有權勢的貪腐者妥協，不同流合污，引領中國走向「依法治國」的正確道路。所以，我從此不再駡大陸，我駡周永康。我選擇支持中國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去對抗周永康貪腐團夥的邪惡勢力。十年了，可以看到習近平依法治國的成績。但是，我寫給習近求的「求助函」，卻仍然轉不到他的手上，此代表周永康貪腐團夥勢力，依然盤根錯結，有能力中途攔截，或令主事者心生畏懼，而不敢上報。如果說「改革開放」傷了老權貴的特權，鄧小平用了14年才定調。「反貪腐，依法治國」則是傷了新權貴的荷包，習近平恐需20年，才能徹底清除貪腐團夥的邪惡勢力。我樂見習近平在中共20大之後延任，此可讓中國穩步前行，避免周永康貪腐團夥的反撲。如果中國不幸由貪腐者執政，一個貪腐橫行動盪不安的中國，絕不利於兩岸和平。由我公司受害的例子可知，貪腐者既然可以坑殺台商，他們只會關心個人的財富，不會在意台灣人民的死活，也不會去壓制鷹派的武統攻台的主張。台灣的政客和名嘴不懂中國，要管好自己的嘴，不要再對習的延任，說三道四。曹興誠看中國是地痞流氓，無可救藥。我則把中國的前途，寄託在有良知的知識份子和地痞流氓的鬥爭。這是我和曹興誠看法不同之處。之所以有差別，可能是我在大陸住了13年，親身歷經了許多故事。我看到曹興誠穿著防彈衣上電視，表明放棄新加坡國籍，決心與台灣共存亡，誓死捍衛中華民國。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他不説空話，而且捍衛的是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比起那些主張台獨，激化兩岸，要求別人家的孩子延長役期以抗中保台，自己卻逃避兵役，或已老邁，拿不動槍，只能拿掃把，以嘴炮滅共，以為駡中國，就是愛台灣；駡倒習近平，就能保台灣平安的政客與名嘴，曹興誠要有格調得多。憂的是，我怕會誤導台灣人民，以為台灣真的可以一戰。曹興誠説他可以為台灣戰死，但我絕不希望護國群山優秀的企業家戰死。而那些掀起戰火的人，卻逃之夭夭。不戰，才是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追求的最高原則。眼前台灣最大的危機，是執政的民進黨和在野的國民黨，都拿不出能解決台海危機，又能讓台灣人民信服的兩岸論述。民進黨有台獨黨綱，卻不敢獨。由於排斥中國，民進黨沒有兩岸論述。民進黨人篡改歷史課綱，不讀中國歷史，少有人去過大陸，對中國現狀也不瞭解，不能知己知彼，只憑美日片面資訊，極易造成誤判，歷史上很多戰爭，都是因誤判而發生的。蔡英文是民進黨內最瞭解大陸的人，但是沒有熟知兩岸的幕僚，任由對大陸淺薄無知倚美謀獨的名嘴與政客在政論節目帶風向，政府半推半就的配合，台灣存在高度風險。國民黨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是活在歷史。意即兩岸各説各話，都説自己代表中國，台灣説：「中華民國主權涵蓋大陸」，説時自己都覺心虛。可當大陸説：「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既是各自表述，國民黨不認同，卻難以反制。「一中各表」，兩岸仍是互爭中國的正統，有我無敵，充滿矛盾，大陸也不接受。國、民兩黨的兩岸主張，都是在欺騙台灣人民，非常不務實。我曾不只一次撰文提醒蔡英文，2020年大選，投給她的817萬票，遠超過民進黨的支持者，其中多數是中間選民，有不少是科技業者。他們多數堅持中華民國的存在，不接受大陸統治台灣，但也絕不希望台灣因獨立而捲入戰爭，且很少有人願意為台獨而戰。這就是台灣的主流民意，也是知識份子的主張。蔡英文理應尊重其選民，不能被「倚美謀獨」的政客與名嘴綁架。我雖是兩岸交流的受害者，但我絕不支持台獨，因我曾經反覆論證，確認台獨只會導致中華民國的滅亡。而大戰之後，血流成河，大陸取得的是知識份子含恨含怨的台灣，此將是民族百年之悲劇。我不反對曹興誠對捍衛台灣的一切努力。但我努力的方向是「避戰」，堅持台灣不獨，但絕不屈辱，台灣是中華民國管轄之地，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我的主張：一個中國，包括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和1949年建政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誰都不必消失。兩岸平等相待，其型態類似邦聯。兩岸各自擁有自己的政治制度，任何一方，皆不可將自己的政治制度強加於對方。此即所謂「一國兩治」。我看1992年8月28日鄧小平交待其未竟之志的「遺囑」，對台灣問題的三個重點：一是不到萬不得己絕不動武，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二是經濟上要急起直追，你一直窮下去就永無希望。三是在政體上大概一國兩制還不夠，一種可能的方式是聯邦制憲之路。我敬佩鄧小平的高瞻遠矚。香港是租借地，期滿歸還中國乃天經地義，港式「一國兩制」，中國有權為其定「制」，台灣人民不接受。 1912年孫中山建立的中華民國始終存在，是歷史，也是現實。中華民國的存在，是台灣人民的堅持，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存在，也是大陸人民的堅持，誰都不願消失，這也是我主張「一國兩治」的原因。我長期觀察習近平，確信他是可以信任的談判對象，蔡英文和未來的台灣領導人都不應錯過。如果台灣現在不談，任由「倚美謀獨」的政客與民嘴瘋狂叫駡，或引領政治風向，一旦擦槍走火，中共兵臨城下，想談，也悔之晚矣。我總結我自文革以來對中國的觀察，以及20年與周永康貪腐團夥的抗爭經驗，已陸續發表「我的兩岸論述」，提供執政的民進黨和在野的國民黨做為日後談判的參考，甚盼有利於兩岸和平。兩岸的談判將是一條漫長而艱困的路，但是，兩岸領導人和知識份子，對此責無旁貸。擱筆之際，我給習近平做如下兩點建議： 1. 無論蔡英文立場如何？兩岸政府溝通不能中斷 2016年以來，兩岸政府不溝通，我認為是大陸的失策。蔡英文從未口說台獨，兩岸卻漸行漸遠。蔡英文不認同92共識，她的想法是什麼？大陸應該知道。即使大陸認為蔡英文主張台獨，也得讓她親口說出，讓台灣人民選擇支持，準備打戰，或者，選擇對她放棄。古時兩軍對陣，敵前都不忘遣使溝通，能不戰則不戰。今天台海兵兇戰危，怎能不談？兩岸不能這樣迷迷糊糊的升高對峙，甚至開火。 2. 傾聽曹興誠和台灣企業家的心聲曹興誠之怒，是知識份子之怒。對知識份子，本應理性溝通。20大之後，我建議習近平找曹興誠，找我，以及台灣科技界人士聊聊。找我，可以瞭解我和1650個股東20年來所面對大陸的不公不義，藉以調整大陸對台的政策缺失。找張忠謀、曹興誠、施振榮、郭台銘、許勝雄、謝金河等人，可以瞭解左右台灣經濟前途的科技業者對兩岸前途的看法。這些企業家都熟知兩岸，其中謝金河是兩岸的財經專家。也許一天的閉門會議，可以解決兩岸沈疴。我相信兩岸的知識份子，一定有能力為兩岸的和平找到出路。我深深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