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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重要研究剛剛表明，接種 COVID-19 疫苗後心臟病發作和中風的幾率*減少*了。這就是科學的真實表述。儘管網路上一直存在錯誤訊息，但英國的一項新的大規模研究發現，人們接種 COVID-19 疫苗後，心臟病發作和中風的風險下降。透過分析 2020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間 4,570 萬成年人的匿名健康數據，研究人員發現，接種第一劑疫苗後，動脈血栓形成（包括心臟病發作和中風）的發生率減少了 10%。在接種第二劑和加強劑後，這些益處變得更加顯著，輝瑞/BioNTech 接種者的風險降低了 20%，阿斯特捷利康接種者的風險降低了 27%。雖然已證實存在心肌炎和凝血障礙等罕見副作用（主要發生在接種疫苗後的最初幾週內），但這些副作用極為罕見。相較之下，COVID-19感染本身就顯著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專家強調，接種疫苗的整體健康益處遠大於風險。正如該研究的共同作者 Samantha Ip 博士所指出的，這項研究“進一步證明了 COVID-19 疫苗接種計劃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為疫苗在全球範圍內挽救了無數生命提供了越來越多的證據。 A major study just revealed heart attacks and strokes *decreased* after COVID-19 vaccinations. Here's what the science really says. Despite persistent misinformation online, a new large-scale study from England has found that the risk of heart attacks and strokes dropped after people received COVID-19 vaccinations. By analyzing anonymized health data from 45.7 million adults between December 2020 and January 2022, researchers discovered a 10% decrease in arterial thromboses—events that include heart attacks and strokes—after the first vaccine dose. These benefits grew even stronger after second doses and booster shots, with risk reductions of 20% for Pfizer/BioNTech and 27% for AstraZeneca recipients. While rare side effects like myocarditis and clotting disorders were confirmed—primarily within the first few weeks post-vaccine—they were exceedingly uncommon. In contrast, COVID-19 infection itself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 risk of cardiovascular problems. Experts stress that the overall health benefits of vaccination far outweigh the risks. As study co-author Dr. Samantha Ip notes, the research offers “further support for the effectiveness and safety of the COVID-19 vaccination programme,” adding to the mounting evidence that vaccines have saved countless lives worldwide. *****************************************************************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24-49634-x?fbclid=IwY2xjawKSToNleHRuA2FlbQIxMABicmlkETBMcDQwbFgxdjlScjFJdjJXAR5GpOXcF55Cq-WnWtoK0twKbDjzpWWlvO14sjs3WHirNKySvOCX3U7SZJiKug_aem_NNJqV4nRD6lMzrpqsmFwSQ 英國 4,600 萬成年人不同劑量 COVID-19 疫苗心血管安全性隊列研究第一劑 COVID-19 疫苗可整體減少心血管事件，在極少數情況下還減少心血管併發症。關於第二劑和加強劑對心血管疾病的影響的資訊較少。我們的研究使用了 2020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 月期間英格蘭 4570 萬成年人的縱向健康記錄，比較了英國疫苗接種計劃期間使用的 COVID-19 疫苗品牌和組合的第一劑、第二劑和加強劑後長達 26 週的血栓和心血管並發症的發生率與接種相應疫苗之前或未接種相應的發生率。每次疫苗劑量、品牌和組合接種後，常見動脈血栓事件（主要是急性心肌梗塞和缺血性中風）的發生率普遍較低。同樣，接種疫苗後常見靜脈血栓事件（主要是肺栓塞和下肢深部靜脈栓塞）的發生率較低。接種疫苗後，先前報告的罕見危害發生率較高：第一次接種 ChAdOx1 疫苗後出現疫苗誘發的血栓性血小板減少症，以及第一次、第二次和暫時性加強 mRNA 疫苗接種（BNT-162b2 和 mRNA-1273）後出現心肌炎和心包膜炎。這些發現支持未來廣泛推行 COVID-19 疫苗接種計劃。介紹在疫情爆發的第一年，SARS-CoV-2 疫苗接種在全球範圍內避免了 1440 萬人死於 COVID- 191。在英格蘭，2023 年秋季進入了第三個 COVID-19 疫苗接種季節2，約 90% 的 12 歲及以上人群至少接種過一次疫苗3。 COVID-19 疫苗與罕見的心血管併發症有關：基於 mRNA 的品牌（例如 BNT-162b2、mRNA1273）與心肌炎有關，基於腺病毒的品牌（例如 ChAdOx1）與疫苗誘導的血栓性血小板減少症 (VITT) 有關，從而導致顱內靜脈血栓形成 (ICVT) 和血小板減少症4、5。了解一般人群和亞人群中第二次及後續劑量出現血栓和心血管併發症的風險非常重要6。在這項工作中，我們使用來自英格蘭 4570 萬成年人的全人口縱向電子健康記錄來量化 mRNA 和非 mRNA COVID-19 疫苗品牌的第一劑、第二劑和加強劑與隨後的血栓和心血管事件之間的關聯。數據是在 NHS 英格蘭安全數據環境 (NHSE SDE) 7內訪問的，涵蓋初級保健、醫院入院、COVID-19 檢測和疫苗接種數據、初級保健數據中的配藥記錄以及國家統計局的死亡登記。我們使用 Cox 回歸來估計自接種疫苗以來時間間隔內的調整風險比 (aHR) 和相應的 95% 置信區間 (95% CI)，並根據多種合併症、年齡、性別和先前的 COVID-19 進行了調整。我們發現，除先前發現的 ChAdOx1 疫苗和 mRNA 疫苗的罕見併發症外，每個疫苗品牌每次接種後血栓和心血管併發症的發生率普遍較低。結果第一次、第二次和加強免疫接種的研究族群特徵在 2020 年 12 月 8 日至 2022 年 1 月 23 日的研究期間內，有 4,570 萬人符合我們首劑分析的資格標準（表 1，補充圖 1）。其中，3,730 萬人接種了第一劑 ChAdOx1、BNT-162b2 或 mRNA1273 疫苗，並有資格進行第二劑分析（補充表 1）。我們將第一劑和第二劑疫苗接種稱為“初級療程”，以區別於加強疫苗劑量。第三劑疫苗接種與加強劑量不同，是作為延長的基礎療程的一部分進行的，因此未被考慮。在接種第一劑疫苗的人群中，有 3590 萬人接受了 ChAdOx1、BNT-162b2 或 mRNA1273 基礎疫苗接種，並有資格進行加強疫苗接種分析（補充表 2）。三個疫苗接種群體的特徵差異反映了已知的疫苗接種情況。考慮到第二劑和加強劑量組的特徵非常相似，我們將第二劑和加強劑量組的特徵與第一劑組的特徵進行了比較。與第一劑隊列（表 1）相比，第二劑和加強劑疫苗隊列（補充表 1和2）中至少接種過一劑 COVID-19 疫苗的人年齡較大（<40 歲：31% vs 38%），且非白人種族的可能性較小（16% vs 20%），或貧窮的可能性較小（IMD 十分位數 1-49%）。他們罹患癌症（18-19% vs 14%）、曾感染 COVID-19（7-8% vs 6%）、服用降血壓藥（22% vs 18%）或降血脂藥物（17-18% vs 15%）或臨床易感性（25% vs 22%）的可能性略高。接種不同品牌疫苗的人群特徵反映了英國疫苗推廣期間疫苗的可用性，這是按照疫苗接種和免疫聯合委員會 (JCVI) 指定的優先群體的順序進行的。年齡小於 40 歲且不屬於優先群體的族群僅可接種 mRNA（BNT-162b2 或 mRNA1273）疫苗品牌8。不同心血管事件的發生率從疫苗推出（2020 年 12 月 8 日）開始到首次接種疫苗，在約 2100 萬人年中，發生了 75,655 起動脈血栓事件和 21,230 起靜脈血栓事件（表 2和補充表 4）。動脈血栓形成包括急性心肌梗塞（AMI；37,915）和缺血性中風（36,720）。靜脈血栓形成包括肺栓塞（PE；11,835）和下肢深部靜脈血栓形成（DVT；9075）、顱內靜脈血栓形成（ICVT；370）和門靜脈血栓形成（PVT；185）。其他心血管事件包括蜘蛛網膜下腔出血和出血性中風（SAH；5235）、腸系膜血栓（1515）、血小板減少（1885）、心肌炎（590）和心包膜炎（455）。第一次、第二次和加強疫苗接種後的事件數量和發病率反映出接種疫苗的人與未接種疫苗的人相比年齡較大（補充表4-7 ）。 COVID-19 疫苗接種與動脈、靜脈和其他血栓事件我們使用 Cox 模型估計了調整後的風險比 (aHR) 和相應的 95% CI，比較了第一劑、第二劑和加強疫苗接種後血栓和心血管事件的發生率與相應疫苗接種之前或未接種相應疫苗時的發生率，並調整了各種潛在的混雜因素（補充表 8 - 25）。對於接種第一劑疫苗的人群，評估了與第二劑疫苗的關聯性；對於接種第一劑和第二劑疫苗的人群，評估了與加強疫苗接種的關聯性。由於接受該品牌治療的人數較少且普遍較為年輕，因此首次服用 mRNA-1273 後的 aHR 估計不準確，因此在補充表中進行了報告，但在圖中省略了。在符合條件的族群中，接種第一劑、第二劑和加強劑 ChAdOx1 和 BNT-162b2 疫苗以及加強劑 mRNA-1273 後，複合動脈血栓事件（AMI、缺血性中風和其他動脈栓塞）的發生率與接種相應疫苗之前或未接種相應疫苗之前的隨訪相比相似或更低（圖 1，補充表 8 - 25）。接種第二劑和加強劑疫苗後，複合動脈血栓形成發生率的降低幅度大於第一次接種疫苗後。例如，首次接種疫苗後 13-24 週，動脈血栓事件的 aHR 在 ChAdOx1 後為 0.99（95% CI 0.97-1.02），在 BNT-162b2 後為 0.90（0.88-0.93）。第二劑後的對應 aHR 分別為 0.73（0.70–0.76）和 0.80（0.77–0.83）。 ChAdOx1 初級療程後 mRNA 加強疫苗接種的 aHR 分別為 BNT-162b2 後 13-24 週 0.71（0.66-0.76）及 mRNA-1273 後 5-24 週 0.67（0.62-0.72）。在完成 BNT-162b2 的基礎療程後，加強接種後 13-24 週的 aHR 分別為 BNT-162b2 和 mRNA-1273 的 0.73（0.69-0.77）和 1.21（0.38-3.86）。對於所有疫苗品牌和劑量，前幾週的 aHR 都低於後幾週。對於所有疫苗品牌和劑量，AMI 和缺血性中風的 aHR 特徵與複合動脈血栓形成相似。與動脈事件類似，與接種相應疫苗之前或未接種相應疫苗的追蹤相比，接種第一劑、第二劑和加強劑疫苗後複合靜脈血栓事件（PE、DVT、ICVT 和 PVT）的發生率通常較低（圖 2，補充表 8 - 25）。接種第二劑和加強劑疫苗後，複合靜脈血栓事件發生率的降低幅度大於第一次接種疫苗後。例如，首次接種疫苗後 13-24 週，ChAdOx1 的 aHR 為 0.94（95%CI 0.90-0.98），BNT-162b2 的 aHR 為 0.85（0.81-0.88）。第二劑後的對應 aHR 分別為 0.68（0.63–0.73）和 0.77（0.72–0.83）。 ChAdOx1 初級療程後 mRNA 加強疫苗接種的 aHR 在 BNT-162b2 後 13-24 週為 0.63（0.54-0.74），在 mRNA-1273 後 5-24 週為 0.55（0.47-0.65）。在完成 BNT-162b2 初級療程後，接種 BNT-162b2 後 13 - 24 週加強疫苗的 aHR 為 0.56（0.49 - 0.63），接種 mRNA-1273 後 5 - 24 週加強疫苗的 aHR 為 0.58（0.45 - 0.45）。對於所有疫苗品牌和劑量，常見靜脈事件 PE 和 DVT 的 aHR 特徵與複合靜脈血栓形成的 aHR 特徵相似。相較之下，首次接種 ChAdOx1 後立即出現已知罕見併發症 ICVT 的發生率較高，接種疫苗後 2 週的 aHR 最大（5.92；95% CI 4.07–8.63）。接種第二劑 ChAdOx1（補充表8）或任何其他品牌疫苗後，ICVT 發生率均未增加。與未接種疫苗的人相比，首次接種 ChAdOx1 後血小板減少症的發生率較高（圖 3，補充表 8），接種疫苗後 2 週 aHR 最大（2.07；95% CI 1.67–2.58），但第二次接種 ChAdOx1 後、第一次或第二次接種 BNT-16235 治療後，在初級後，發病率沒有增加（補充表9、11和12）。在 ChAdOx1 初級療程後，注射 BNT-162b2 加強劑量後 13-24 週，血小板減少症的發生率較高（aHR 2.16；95% CI 1.26-3.69）（圖 3，補充表 15）。接種所有劑量和品牌的疫苗後，SAH 和腸系膜血栓的發生率與接種前或未接種相應劑量相比相似或更低（補充表 8 - 25）。接種第二劑 ChAdOx1 或 BNT-162b2 疫苗後 4 週內，腸系膜血栓和 SAH 的發生率顯著降低。例如，第二次給藥後 13-24 週，腸繫膜血栓的 aHR 為 ChAdOx1 0.64（95% CI 0.49-0.83），BNT-162b2 0.64（0.49-0.83）。第二次給藥後 13-24 週 SAH 的相應 aHR 分別為 ChAdOx1 0.64（0.56-0.74）和 BNT-162b2 0.84（0.73-0.98）。接種第一劑 BNT-162b2 疫苗後心肌炎發生率較高，接種後 1 週 aHR 最高（2.05；95% CI 1.28–3.29）（圖 3；補充表 9），接種第二劑 BNT-162b2 一週後發生率（aHR 3.14 ；加強疫苗後發生率較高（例如，在接種 ChAdOx1、BNT-162b2 或 mRNA-1273 中的任一種初級療程後，接種加強BNT -162b2 疫苗 1 週後aHR為 1.65；95% CI 1.07–2.57）（補充表219、25 ）。接種疫苗後心肌炎的發生率與接種疫苗前或未接種疫苗時相似或較低。首次接種 ChAdOx1 後心包膜炎發生率較高，接種後 2 週的 aHR 最高（1.74；95% CI 1.04–2.91），首次接種 BNT-162b2 後（例如，接種後 13-24 週的 aHR 為 1.50；95 % CI 1.17–1921.17–1921950 ； BNT-162b2 後（接種後 3-4 週的 aHR 2.42；95% CI 1.62–3.62）（補充表 12），以及基於 mRNA 的加強疫苗接種後（例如，在任何疫苗品牌的基礎療程後接種 BNT-162b2 疫苗加強劑量後 2 週的 aHR 1.73； 1.05–2.83）（補充表 22和25）。另外，接種疫苗後心包膜炎的發生率與接種疫苗前或未接種疫苗時相似或較低，接種第二劑 ChAdOx1 後 4 週發生率降低一半（例如，13-24 週後的 aHR 為 0.32；95% CI 0.19-0.51）（補充表 11）。當在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於2021年5月17日發布關於心肌炎和心包炎的公告時對後續情況進行審查時，接種第一劑和第二劑ChAdOx1和BNT-162b2後心肌炎和心包炎的發病率與接種前或未接種此類疫苗的發病率相似。一個例外是，首次接種 BNT-162b2 疫苗後 5-24 週，心包膜炎發生率較高（aHR 1.89；95% CI 1.13-3.16）（補充圖 8；補充表 30）。請注意，此敏感度分析中的事件數量較少，這意味著 aHR 的估計值不如主要分析中的準確。 COVID-19 疫苗接種與人群亞群中的血栓事件對複合動脈和複合靜脈結果按年齡組、種族、COVID-19 既往史、關注事件史和性別進行了亞組分析（補充圖 2 – 7；補充表 26 – 29）。疫苗接種和血栓事件之間的關聯在各個亞組中總體相似，但有以下例外。對於首次服用 ChAdOx1 或 BNT-162b2 後的複合動脈事件，種族未知的人的 aHR 高於已知種族的人（補充圖 2和4；補充表 26和27）。整體而言，第一次和第二次服用 ChAdOx1 或 BNT- 162b2後，男性複合動脈和複合靜脈事件的 aHR 高於女性（補充圖 2-5）。討論這項研究使用了來自英格蘭 4570 多萬成年人的全人口縱向健康記錄，以量化英國疫苗推出後的前兩年中使用的 COVID-19 疫苗品牌的第一劑、第二劑和加強劑與動脈和靜脈血栓形成、血小板減少症和心肌炎發病率之間的關聯。估計的風險比已針對多種潛在混雜因素進行了調整。接種每種品牌的疫苗後，血栓和心血管併發症的發生率普遍較低。與藥物監管機構承認的先前發現一致的例外情況包括 ChAdOx1 疫苗（由於疫苗誘發的免疫性血小板減少症和血栓形成引起的 ICVT 和血小板減少症）和 mRNA 疫苗（心肌炎和心包膜炎）的罕見併發症。根據人口統計學和臨床特徵定義的亞組之間幾乎沒有差異。這些發現，加上與 COVID-19 相關的嚴重心血管和其他併發症的長期較高風險，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證據，支持 COVID 疫苗接種對心血管的淨益處。本研究的優點在於具有全人群數據的代表性，概述了接種疫苗後的血栓事件，以及對普通人群中不同疫苗劑量和品牌組合的全面分析。因此，研究結果也適用於具有可比較人口結構和醫療保健體系的國家。非常大的樣本量有助於估計接種疫苗後一段時間內以及人口亞群內與罕見結果的關聯。對健康記錄的廣泛縱向覆蓋還可以檢查第一次、第二次和加強疫苗接種後的事件。我們透過調整初級和二級醫療記錄中可用的各種人口統計因素和先前診斷來解決潛在的混雜因素，這些診斷使用可透過我們的 GitHub 儲存庫存取的臨床醫生驗證的程式碼清單進行定義（網址為https://github.com/BHFDSC/CCU002_06）。我們的分析遵循預先指定的協議，但有一個偏差：我們在接種疫苗 26 週後審查了所有分析，以避免後續疫苗接種的干擾9。這項研究有幾個限制。首先，儘管對可用的協變量進行了廣泛的調整，但殘留混雜因素（包括與高風險族群延遲接種疫苗相關的因素）仍可能持續存在。我們能夠識別一些但不是全部臨床上易受感染的人（因此可能有資格提前接種疫苗）：例如，無法可靠地識別長期居住環境中的年輕人。其次，我們沒有調整可能影響疫苗接種和感興趣結果的隨時間變化的基線後因素的潛在混雜因素：例如，出現呼吸道症狀或入院導致延遲接種疫苗。這種混淆因素可能可以解釋接種疫苗後不久估計的風險比較低10。第三，某些結果的確定可能受到監管機構公開聲明的影響，例如歐洲藥品管理局藥物警戒風險評估委員會公告11或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關於心肌炎的公告12,13。在對心肌炎和心包炎進行敏感性分析時解決了這個問題，在公開宣布疫苗接種的這些不良影響時對後續行動進行了審查，儘管在限制性分析中，較短的隨訪時間和相應的較少的事件數量意味著估計 aHR 的精確度降低。第四，由於診斷困難，結果可能被低估，特別是對於療養院的居民或患有嚴重疾病的人群而言；此外，常規電子健康記錄並非用於研究，可能無法確定不太嚴重的非住院事件。不過，對於住院血栓事件而言，這兩種形式的潛在漏報預計並不常見14。第五，我們將追蹤限制在接種疫苗後的 26 週內，以防止後續接種疫苗對估計的關聯產生影響，並限制延遲接種疫苗對我們研究結果的影響。 Horne等人對於近期確診感染 COVID-19 或健康狀況不佳的人群，因推遲下一劑疫苗接種而導致的非 COVID-19 死亡的估計 HR 存在選擇偏差9。第六，我們沒有解決疫苗接種的長期安全性或後續加強劑量的影響。接種 COVID-19 疫苗後動脈和靜脈血栓事件的發生率普遍低於接種前或未接種疫苗時。已充分證實 COVID-19 後心血管事件發生率較高14、15、16、17，接種疫苗後這些事件減少的一個合理解釋是，接種疫苗可以預防 COVID-19，尤其是嚴重的 COVID-19 18、19 、 20 、21、 22 2 3 5 2 2 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 25。然而，量化 COVID-19 在疫苗接種的心臟保護作用中的中介作用超出了本文的範圍。我們研究的隊列設計可以估計發病率（見表 2），從而有助於了解疫苗接種對常見和罕見心血管事件的人口層面影響。然而，如上文所討論的，我們的研究結果可能會因未測量的混雜因素而產生偏差。自身對照病例係列 (SCCS) 方法旨在避免控制時間不變的混雜因素，但需要做出諸如事件無關的觀察期和醫學知情風險期定義等假設，特別適合短期結果。因此，我們的結果可以與先前使用 SCCS 方法研究 COVID-19 疫苗接種對心血管影響的出版物進行補充，並進行三角測量25、27、28 。這項在英格蘭範圍內進行的研究讓人們對 COVID-19 疫苗的心血管安全性感到放心，其常見心血管事件的發生率較低，超過了已知的罕見心血管併發症的發生率較高。我們沒有發現新的心血管併發症或與後續劑量的新關聯。我們的研究結果支持未來廣泛實施 COVID-19 疫苗接種計劃。我們希望這些證據能解決公眾的擔憂，支持公眾繼續信任和參與疫苗接種計劃並遵守公共衛生準則。方法此分析是根據 GitHub 上發布的預先指定的分析計劃以及定義變數和分析程式碼的程式碼清單進行的：https://github.com/BHFDSC/CCU002_06。研究人群我們分析了去識別化的數據，這些數據提供給 BHF 數據科學中心的 CVD-COVID-UK/COVID-IMPACT 聯盟，該聯盟位於 NHS 英格蘭安全數據環境7、29內，

矢內原忠雄早在1929年出版的《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一書就頗具洞見的指出：「嘉南大圳所促進的社會關係上的變化，乃是形成大地主的土地集中與壟斷，及促使農民喪失土地而無產化。」實際上隨著嘉南大圳的通水，沉重的水租不只造成農民負擔，也出現許多地主因為入不敷出而典當、賣子、賣妹以納水出租的新聞。像「『咬人』大圳」、「水害組合」這樣的嘲諷稱法反映地主階級對嘉南大圳事業的不滿，與抗納嘉南大圳水租運動成為重要的反對力量。（註一）由多條河溪沖積淤積而意外誕生的嘉南平原嘉南平原是臺灣最大的平原，東西寬約71公里，南北長約110公里，總面積約4,884平方公里，約佔全島面積的14％，主要區域涵蓋雲林、嘉義、臺南三縣市，另外還包括──彰化縣與高雄市部分區域。（註二）由於大多均位於北回歸線（Tropic of Cancer，其位置約在北緯23度26分14.675秒）以南，因此整個嘉南平原屬高溫多雨區，但雨量主要集中在5～10月間，之後進入乾季，直到隔年梅雨來臨。 [啟動LINE推播] 每日重大新聞通知不過在荷據、清代到日本統治初期，此地有一部分屬於「倒風內海」與「台江內海」的潟湖區，是由濁水溪、北港溪、八掌溪、急水溪、曾文溪、鹽水溪、二仁溪等溪所沖積而成的平原（代表這裡屬於土質鬆軟地帶，也是土壤液化高潛勢區）。（註三）就因為早期為河流出海口，崎嶇不平的地形讓流經此地的河流湍急，含沙量大，使得這裡大部分都是看天田與旱田，作物生長不易。（註四）為了解決缺水問題，以官方為例，1722年時擔任臺灣縣知縣的周鍾瑄（1671～1763，貴陽花溪人、祖籍江西廬陵。周鍾瑄過世後，諸羅士紳恭製周鍾瑄雕像，並將其安置於嘉義城隍爺旁，享受香火供奉），曾在此捐銀修了31處陂圳、1875年，臺灣知府周懋琦（1836～1896，祖籍安徽）也特別撥款在原有虎頭埤（因其位於大目降（今臺南新化）里虎頭山腳下，因此原名為「虎頭山埤」）的基礎上，擴大構築了虎頭埤水庫，這是清代在臺灣建設的第一座水庫，也是全臺第一座水庫，（註五）最大儲水量增加至130萬立方公尺，可供水灌溉農田面積由原來的220公頃（226.82甲），提高至500公頃（515甲）。就因為先天水利與地質條件不佳，因此從清代日本殖民初期，這裡的人口始終沒有明顯的增加。曾文溪四次改道圖。（作者提供）曾文溪四次改道圖。註六（作者提供）但日本人在1895年統治臺灣後，藉著各種調查事業，將所有沒有產權證明的土地都沒收為官有地（其中「林野調查」更使得九成以上的私有地因而成為官有地，註七），並且加重了各種租稅，民不聊生的結果，讓原本不適合大量耕作的看天田湧入了許多無處可去的貧苦百姓。臺灣平原地形、嘉南平原示意圖。（圖片來源：翰林雲端學院）臺灣平原地形、嘉南平原示意圖。（圖片來源：翰林雲端學院）日據時期頒發的保管林整理文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資料來源：同註七）日據時期頒發的保管林整理文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資料來源：同註七）嘉南平原～日本內地的海外糧倉到日本統治中期，臺灣被賦予了為內地（日本本土）增產農業的任務，（註八）日本人看上了這裡的地廣人稀與荷據、清代就開闢完成的眾多灌溉水圳與埤塘。（註九）之後由總督府撥款，委由八田與一設計施工，從1920年（大正九年）9月正式開工，到1930年（昭和七年）4月完工，總共花費54,139,678日圓（除總督府補助26,470,000圓外，其餘大部分向銀行貸款，於完工後，由受益人自1930年起，分22年還清，註十）興建完成──位於官佃溪（官田溪）上游、蓄水量高達1.5億萬噸（1.66億立方公尺）土壩式的烏山頭水庫（珊瑚潭），經由一條3公里長的地下引水道，越域引入曾文溪水。開鑿南北幹線──南幹線（經官田溪、曾文溪）灌溉──官田、麻豆、善化、新市、新化等地──即灌溉官田溪以南42,000甲的土地；北幹線（經急水溪、八掌溪、朴子溪、北港溪）灌溉──六甲、柳營、新營、後壁、鹽水、下營等地──即灌溉官田溪以北至北港溪之間的56,000甲的土地。另於濁水溪和支流清水溪興建林內等三個進（取）水口（林內第一、第二、中國子流），引濁水溪水源，再開鑿濁水幹線，總計約1,411公里的水路幹線、支線、分線水路（這還不包含7,400公里由水利實行組合開設的小給水路，註十一），由於灌溉區域涵蓋當時尚未改制前的嘉義廳與臺南廳，因此命名為：「嘉南大圳（規劃之初稱為：「官佃溪埤圳」）」。（註十二）嘉南大圳完工後，其可耕面積－－增加到約1,500平方公里（約150,000～160,000公頃，相當於臺灣耕地面積的1／6），各類農作生產量逐年增加，計達動工前的2～5倍，土地價值（耕地價值）及地租（租佃金額）亦隨之上升。（註十三）受工程影響的人口約40萬。（註十四）古代農地灌溉水源取得方式有三種，一是興建水潭、水陂與水圳。「水潭」是以人力轉（踩）動龍骨車（又稱：龍骨水車、水車），將位於進低漥地區之水引（舀）進田地。（作者提供）古代農地灌溉水源取得方式有三種，一是興建水潭、水陂與水圳。「水潭」是以人力轉（踩）動龍骨車（又稱：龍骨水車、水車），將位於進低漥地區之水引（舀）進田地。（圖片摘自──《水車故事～水車的由來》）（註十五）不過由於烏山頭水庫所供應的水含沙量過高，為避免淤積與增加供水，因此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便陸續興建「白河水庫」與「曾文水庫」來進行補救。（註十六）另外當年烏山頭水庫完成後，日本官方號稱灌溉區域可達十五萬甲，但實際供水卻不及三分之一，因此當局規定，整個灌溉區，除了糖廠之社有地外，本區全部採取「三年輪作（輪灌制）」的方式－－即「一年水稻，一年甘蔗、一年雜作」，輪作（輪灌）可以解决日本人一直頭痛的「米糖相剋」問題，（註十七）但卻使得臺灣農民完全失去選擇耕種的自由，而日本人更藉著控制水利資源，讓臺南農民全部都變成日本製糖會社的農奴，也間接的瓦解了當時風起雲湧的臺灣農民運動。（註十八）嘉南大圳林內第一取水口。（圖片摘自《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簿》）嘉南大圳林內第一取水口。（圖片摘自《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簿》）日月潭水利工程～滿足了日本人的需求，卻解決不了臺灣人的缺糧困境為了將嘉南平原改造成為支援日本內地糧倉的大型農作基地，1917年（大正六年）八田與一向總督府提出「官佃溪埤圳計畫」，八田認為把曾文溪支流之一的官佃溪（現稱官田溪）壩住，便有希望作成一個大規模的蓄（貯）水池（即後來的烏山頭水庫），而在1917年起草的「官佃溪埤圳計畫」中，最初的規劃有三個不同的選擇方案：第一案：灌溉面積75,000甲，事業費19,883,345圓。壩住官佃溪與前大埔溪，作成兩大蓄水池，引進後大埔溪（曾文溪上游）的水流，實行三年輪作制，即每年種甘蔗25,000甲、水稻25,000甲、其他作物25,000甲。甘蔗與水稻給水，其他作物不給水。第二案：灌溉面積150,000甲，事業費42,500,000圓。把第一案的區城擴大為15萬甲，實行上述三年輪作法。第三案：灌溉面積99,000甲，事業費26,383,345圓。把第一案的區城擴大為99,000甲，採三年輪作法。最後總督府採用第三案。但這個計劃因為經費龐大，遭到內閣會議給駁回。不過在1918年「米騷動事件」後引起日本政府對穩定糧食供應的重視，使得原先被否決的「官佃溪埤圳計畫」得以復活。（註十九）到了1919年10月，日月潭的發電工程開始構築，因有濁水溪的增加水量可資利用，總督府因此將原計畫稍作變更，他們將灌溉面積擴大至150,000甲，其中──利用增加的（濁水溪）水量灌溉臺南北部的51,000甲──也就是仰賴烏山頭水庫供水的土地約10萬甲、仰賴於濁水溪供水的土地約50,000甲。（註二十）當時日本人計畫在位於南投仁愛鄉武界部落（日本投降後，中華民國將其改名為：法治村）建壩攔截濁水溪上游溪水，開鑿人工引水隧道──整條穿越水社大山的引水隧道（地下水道）長達15.12公里，其中包含8處隧道、2處明渠、4處暗渠、1座渡槽（水路橋），單是隧道就長13.7公里──後在日月潭西岸水社部落附近北流之水尾溪，興建壩高30.3公尺之「水社壩」，並在日月潭西南、位於頭社盆地與水社盆地之間興建壩高19.8公尺之堰堤「頭社壩」，將這個古稱「水沙連（或稱：水社大湖、龍湖或珠潭）」──臺灣中部山區最大的積水盆地，改造為一個大型的山區離槽水庫──完工後的日月潭的湖面面積從原來的5.75平方公里擴張至滿水面積約8.4平方公里、蓄水量估計約1,830萬立方公尺，潭水最深的地方也由原本的4.8公尺增加至27公尺──如此不但可以利用高達320～400公尺的水位落差來建立當時全臺最大的水力發電廠──即日月潭第一發電所，（註二十一）而發電後的水則會被引導注入水里溪（註二十二）後再匯入濁水溪，增加濁水溪的流量，進而達到支援嘉南大圳供水的目的。（註二十三）日月潭抽蓄電廠機組採取上下池落差發電，重複使用日月潭水源，是全臺最大的抽蓄電池。早期日月潭的運轉模式為日、夜尖峰皆須利用大量放水來發電，之後再於凌晨夜間透過傳統機組發電並抽水儲能，由於總發電度數相同，發電時間較長時，機組就必須分散量能使用。（遠足文化）日月潭抽蓄電廠機組採取上下池落差發電，重複使用日月潭水源，是全臺最大的抽蓄電池。早期日月潭的運轉模式為日、夜尖峰皆須利用大量放水來發電，之後再於凌晨夜間透過傳統機組發電並抽水儲能，由於總發電度數相同，發電時間較長時，機組就必須分散量能使用。（圖片摘自──黃兆慧：《臺灣的水庫》）（遠足文化）從南投車埕車站（為集集支線的「最後火車站」）眺望明潭水力發電廠壩體（明潭水庫大壩），原位於車埕車站旁的「振昌木業」廠房已經改建為「車埕木業展示館」。（作者提供）從南投車埕車站（為集集支線的「最後火車站」）眺望明潭水力發電廠壩體（明潭水庫大壩），原位於車埕車站旁的「振昌木業」廠房已經改建為「車埕木業展示館」。（作者提供）鉅工發電廠兩條輸水管線，以上圖片摘自──黃兆慧：《臺灣的水庫》（遠足文化）鉅工發電廠兩條輸水管線，以上圖片摘自──黃兆慧：《臺灣的水庫》（遠足文化）水里溪流域位置圖。（作者提供）水里溪流域位置圖。（作者提供）其實整個日月潭發電相關工程早在1919年就已經開工，但嗣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經濟蕭條，再加上遇上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導致工程在1926被迫停工，1928年決定復工，但仍苦於資金不足的問題。1931年3月，由日本大藏省（2001年在中央省廳再編實施，大藏省被分解成為了今天的財務省和金融廳──主要負責銀行監管）負責統籌並與美國Morgan公司為代表的資本團協議，確定在美國紐約發行以美元計價的公司債（外債）後，就以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紐約支店與Morgan公司協議，順利在紐約發行年利率5.5％、償還期間40年之美金債券2,280萬元（約等於45,737萬日圓，實收41,313萬日圓，償還滿期日為1970年7月1日），（註二十四）資金到位後，同年10月正式復工，1934年6月竣工啟用，前後工期長達15年。（註二十五）由於工程的嚴重延誤，這使得1927年親自來臺考察的矢內原忠雄（1893～1961）在他所寫的《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一書中就強烈質疑整個嘉南大圳工程規劃的合理性。（註二十六） 1927年3月來臺灣實地考察的矢內原忠雄教授（前左3）與臺灣仕紳合影，（前排左起）1.鄭松筠、2.林獻堂、4.蔡培火、（後排左起）1.陳炘、2.陳逢源、3.張聘三、4.林陸龍等人歡迎他到中部踏勤。（Open Museum） 1927年3月來臺灣實地考察的矢內原忠雄教授（前左3）與臺灣仕紳合影，（前排左起）1.鄭松筠、2.林獻堂、4.蔡培火、（後排左起）1.陳炘、2.陳逢源、3.張聘三、4.林陸龍等人歡迎他到中部踏勤。（Open Museum）「日本人吃米，臺灣人吃番薯簽」嘉南大圳平面圖。（作者提供）嘉南大圳平面圖。（作者提供）前面提到，嘉南大圳在1930年完工啟用，日月潭水利工程則四年後的1934年竣工啟用，受益於多項水利工程完工的幫助，再加上1929年符合日本人口味的蓬萊米（臺中65號）培育成功，讓嘉南平原一舉成為全臺灣最大的米倉。根據總督府留下的資料：從1900～1944年左右：臺灣地區種植水稻地面積由325,653公頃，增加到600,688公頃；水稻產業則由每公頃943公斤（指脫殼後的糙米或白米的重量，全臺總產量為307,147公噸），增加到1,778公斤，但在日據時期臺灣70％農家是半自耕農與佃農。（註二十七）就如同前面提到的，因為地租的增加與戰備需求，使得這些增產的稻米基本上都輸往日本內地去了（註二十八）。而辛苦種稻的臺灣農民，絕大多數都只有照顧水稻、收割水稻的份，但卻可能連一口白米飯都吃不到、吃不起，最後就只能以番薯來果腹，因此，臺灣番薯（甘藷）的消費量逆勢成長了38％，根據1922年的一項記錄，臺灣各地農家完全以米爲主食者只有臺北、臺東及花蓮超過25％；新竹及臺中的農家約有2／3係以米爲主食而摻番薯者；臺南及高雄的農家3／5以上係以番薯爲主食而摻米者。（參見下表2）這就是臺灣俗諺謂「日本人吃米，臺灣人吃番薯簽」的由來（註二十九）。周憲文教授在他所寫的《臺灣經濟史》一書中就直言──「臺灣農民是為日本人而辛苦」──當年臺灣農民絕非「有餘輸出」，而是「饑饉輸出」。說的明白些，他們一方面以其辛苦所得的高品質蓬萊米供給日本人消費，同時自己以番薯（甘藷）果腹，並由海外輸入品質較差便宜的米糧（參見下表3）以資補充。（註三十）日據時期稻米生產及對日輸出狀況。（作者提供）日據時期稻米生產及對日輸出狀況。（資料來自──周憲文《臺灣經濟史》）（註三十一）（作者提供）臺灣各地農家主食物百分比（1922年）。（作者提供）在日據時期，除了臺灣生產的稻米必須銷往日本外，從1911年開始，臺灣生產的番薯（甘藷）也開始輸往日本。當年輸日的番薯（甘藷／番薯籤），其數量約為106公噸；但到1940年時，增加為3,817公噸，數量增加了36倍，且此時已經受到戰時運輸不便的影像；臺產番薯（甘藷）輸日最高的年度，是在1938年，那年輸日額達70,433公噸，為1911年的664倍。這些臺灣生產的番薯（甘藷／番薯籤）輸往日本，並非作為日本人餐桌上的食物，而是供日本作為製作澱粉與燒酒的原料。以上資料來自──周憲文《臺灣經濟史》（註三十二）（作者提供）日據時期輸入米之國家級數量表。（作者提供）日據時期輸入米之國家級數量表。（資料來自──華松年：《臺灣糧政史（上）》）（註三十三）（作者提供）常見的番薯與番薯葉。臺灣番薯的種植面積，1940年較1900年增加3倍，但1940年代最高產量（1941年）為1900年的8倍，這些增產的番薯主要是用於補充農家之米糧不足的問題。（作者提供）常見的番薯與番薯葉。臺灣番薯的種植面積，1940年較1900年增加3倍，但1940年代最高產量（1941年）為1900年的8倍，這些增產的番薯主要是用於補充農家之米糧不足的問題。（作者提供） 1995年版之「八田與一及嘉南大圳」紀念海報。（作者提供） 1995年版之「八田與一及嘉南大圳」紀念海報。（作者提供）結語～被「皇民史觀」刻意隱藏的歷史真相對八田與一有長期且深入研究的郭譽孚先生在他寫的《八田與一的真相整理》一文中，有一段文字是這麼寫的──「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我們這位『政治權威』兼『農經權威』，力捧八田與嘉南大圳，他是如此地欣賞著：『他規畫建造了16,000公里長的灌溉水路並設置各種導流與制水設置，由水利技師中島力男傾斜精心設計的三萬分之一角度水路，三年才大功告成，總水道長度可以繞地球半周』、『思及嘉南大圳，遠超過象徵日本戰後近代農業用水事業的愛知用水達十倍之多，不禁讓人點頭稱是。』史實是什麼？史實是我們的權威竟不知真正關鍵，並不在其大，在其水道長度，作為一紙上作業，可以慢慢計算，慢慢畫，但是問題是地質之自然條件；一是地震問題，一是土質問題，前者，我們都知道，日、臺都是地震帶，紙上作業16,000公里，只要小心，畫完很高興，可以交卷，而且可以欺騙將來的李登輝之類的官僚與學術權威，真是何其得意？！但是，每年地震頻繁的地震帶，日本學術界當然深知，所謂『三萬分之一角度水路』──嘉南一帶水中含沙量大，再加上這裡是南臺灣的地震帶，如果灌溉水道的坡度／角度設計過於平緩（過小）再加上水中含泥沙量高，就很容易讓泥沙沉澱在水道當中，而微小的地形變動也很容易造成損壞，這代表很容易造成水道而供水不足，若要維持水道的暢通，就要耗費大批人力來清淤，也就是說──由中島力男的水路設計是不適合嘉南當地地形與環境──真正的問題是，如何讓民間來維持這『三萬分之一角度』啊？八田與一敢於逼迫『真正日本人』在他們的地震帶去無償勞動地維持那『三萬分之一角度』所形成『水之網』麼──這真是八田與一苛毒的設計──它使我們臺灣農民不能不努力維護，而當時絕對不是臺灣總督府負責維護，依當時法律規定，全是我農民必須不顧一切，無論寒暑地傾力完成的工作，否則就只能以糧食出售換取現金，作為罰款…而這就是殖民體制下的臺灣產業明顯進步，但是我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在日據50年間，最高的平均死亡年齡竟然在1908年之時，還能得27.2歲，到稻米生產的高峰1938年，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竟只有23.2歲的真正理由！」（註三十五）後記：根據農復會（全名：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Sino-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1979年3月16日，農復會改組成立「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簡稱農發會）；1984年7月，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與經濟部農業局合併成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23年8月1日改制為中華民國農業部）在1950年代對於嘉南大圳的研究報告指出－－近年來所有興辦渠道內面工程中，以嘉南大圳內面工程為最大，效益亦最宏。嘉南大圳幹線渠道總長度1,410公里，其中已築有內面工（指使用水泥構築）者，僅有153公里，其餘均為砂質壤土之土渠，土質疏鬆，滲漏甚劇。根據實際調查分析該項土渠每年損失之水量，約在供水量的40％以上，給與烏山頭水庫之蓄水量相等。（註三十六）附註：（註一）參見──陳淑容、柳書琴：《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臺灣文學學報／第23期／2013.12）。（註二）關於嘉南平原地面積有很多說法，係因範圍的界定不同而異，例如中文《維基百科》之【嘉南平原】詞條中，所列之面積約4,550平方公里，其來源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5）。本文採用的是陳鴻圖教授所編撰之《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一書。參見── 陳鴻圖：《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臺南縣（已併入臺南市）文化局），p45。（註三）中文《維基百科》之【嘉南平原】除了──「倒風內海」、「台江內海」外，另外更早之前還有「笨港內海」（其內達今日北港）、「魍港內海」（今日布袋為魍港內海之島），總之這裏很多地方在荷蘭人占領臺灣時期仍是一大片汪洋與臨海灘地，其位置大約位於今日縱貫線鐵路的西側。（註四）所謂看天田，係指臺灣南部特殊土壤，利用雨季之雨水生產一獲稻米之田地。其土性甚粘，作物的根伸長至地表下0.5～1尺（臺尺，1臺尺＝0.303公尺）處即受阻。此種土壤主要分布在嘉南平原的所謂糖業中心地帶，即當時東石（在今嘉義縣）、新營、曾文、新化、新豐（以上均在今臺南市）等郡境內，若降雨適當，每甲約可收獲稻米3,500公斤，惟若降雨不均，則往往一無收獲。當時改良土質的方法就是──使用加大馬力的大型蒸氣犁進行深耕，翻土深達地表下2.5公尺，並建造農道輔助給水、排水路；大量使用堆肥、綠肥，以提高土壞中氮、燐酸等肥料之含量。另外，鹽分地的改良，則以築堤防洪、開溝排水、植防風林、防砂、去除石礫等方式改善。參見── （Ⅰ）吳文星：《八田與一對臺灣土地改良之看法》（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28期／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Ⅱ）陳鴻圖：《嘉南大圳與臺灣農業百年變遷》（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註五）參見──蔡錦堂：《虎頭埤的前世今生》（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退休教授）。（註六）近代歷史上曾文溪有4次重大改道記錄： 1823年，舊名汪溪的曾文溪因上游大洪水冲破蘇厝甲（今臺南安定），溪水挾帶大量泥沙流入台江內海，造成內海急速淤積陸浮； 1871年，曾文溪北方支流在公地尾（今七股永吉）附近改道向南，與主流會合後衝破北線尾島（今臺南四草），成為今日的鹿耳門溪； 1904年，曾文溪再次由公地尾附近轉向西流，沖毀十份聚落，經三股仔自國賽港（今臺南七股）出海； 1911年，曾文溪因大水改道，向西冲破青草崙沙洲流入臺灣海峽，成為今日所見的曾文溪。參見── （Ⅰ）《台江國家公園網頁》（Ⅱ）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曾文溪行腳》（註七）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臺灣總督府以律令第7號制定臺灣林野調查規則，對全島各廳（除蕃地外）之山林、原野97萬餘甲，依照人民之所有權申告而進行實地調查，隨後確定官有民有之區分（其中官有林地為752,993甲、民有僅佔31,200甲）。此外，於查定為官有之土地中，對於與所有權申告者「緣故關係」（即查定前即有長期占有事實者，但其提供之證據殖民政府認為不齊備或不足夠認定所有權存在）較深者則付以「保管林」之名目，而許可其貸渡（租用）。參見── （Ⅰ）王學新：《保管林設置的意義》（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中華民國107年8月28日／第173期）。（Ⅱ）華松年：《臺灣糧政史（上）》（臺灣商務印書館），p123。林野調查完成之後，臺灣有80％的土地均落入日本政府之手，矢內原忠雄先生就指其為「日本資本之征服臺灣之必要的前提與基礎工事」。參見──郭譽孚：《自惕的主體的臺灣史》（汗漫書屋籌備處），p332。（註八）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因為人口的快速增加、加上農耕技術落後、長期派軍海外（派軍至西伯利亞干涉俄國的共產革命）…等，因此一直難以擺脫國內糧食不足的問題，導致1890年、1897年、1918年分別發生三次因缺米所產生的全國性搶米暴動──「米騷動（米暴動）」。（註九）參見──郭譽孚：《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海峽學術出版社），p114。根據陳鴻圖教授的研究統計，在日據之前，此處已完成的埤圳等水利設施共181處。參見── 陳鴻圖：《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臺南縣（已併入臺南市）文化局），p66。（註十）參見── （Ⅰ）華松年：《臺灣糧政史（上）》（臺灣商務印書館），p132。（Ⅱ）近藤正己（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臺大出版中心），p196。（註十一）參見── （Ⅰ）陳鴻圖：《嘉南大圳與臺灣農業百年變遷》（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Ⅱ）古慧雯、吳聰敏、何鎮宇、陳庭妍：《嘉南大圳的成本收益分析》（經濟論文叢刊2006／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出版）。（註十二）在嘉南大圳規劃與動工之前，當時臺灣行政區仍屬「廳制時期」，1920年（大正九年）9月，臺灣行政區正式進入「州制時期（五州二廳／1920～1926；五州三廳／1926～1945）」，嘉義廳與臺南廳被取消，原嘉南大圳主要區域均被劃入臺南州內。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臺灣日治（日據）時期行政區劃】嘉南大圳組織變遷： 1919年成立「公共埤圳官佃溪埤圳組合」；1921年改稱「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1943年「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與新豐郡、新化郡、新營郡、嘉義郡、斗六郡、虎尾郡6個水利組合於合併成「嘉南大圳水利組合」，灌溉面積增至18萬餘公頃。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嘉南大圳水利組合」在1946年改組為「嘉南大圳農田水利協會」；1948年改組為「嘉南農田水利委員會」；1956年11月更名為「臺灣省嘉南農田水利會」。1975年1月政府實施健全農田水利會方案，由政府代管，直至1982年6月方案結束，恢復為農民自治團體型態之公法人。2020年10月1日，因改制為公務機關，更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參見── （Ⅰ）李宗信：《五州三廳與空間治理規畫》（作者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Ⅱ）

Refere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