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會告訴他我有一個家庭、妻子和一個女兒，我已經很多年沒有見到他們了，我會知道他是否會同意我的請求

信心的見證人倪柝聲吳友琦弟兄的見證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屬靈的長輩，我來自中國上海。我姓吳，名友琦。今年（二〇〇三年）六十八歲。我本來是中學教師，一九六〇年因為反對“三面紅旗”，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關押在遠東最大的監獄—上海市的提籃橋監獄。倪弟兄是在一九五二年被捕，被捕以後就好像這個人從地球上消失了，沒有人知道他的事情。感謝、讚美主，主憐憫我這個卑賤的人，祂愛我，留下了我，讓我有機會把倪柝聲弟兄在監獄中，凡我所知道的事情，可以告訴大家。我和倪柝聲弟兄相處前後一共九年（1963～1972年），其間曾分開過兩年左右。感謝讚美主，最終又把我們帶領在一起，直到他被主接走前三天，我們才分開。這麼多年，有許多見證。倪伯伯也是個人，今天我要見證的是他屬人方面的事。一九六三年，因監房調動，把我和倪伯伯調在同一個樓層，同一個小組，並睡在同一個房間裡。從此，我和倪伯伯結下不解之緣。提籃橋監獄相當大，一共有十幢樓房，每幢樓房（即每個監房）有五個樓層，每個樓層有九十個房間。如果平均計算，每個房間關三個人，一幢樓就可以關一千多個人。這麼大的監獄裡，在幾萬個人當中，要遇到一個人並不是容易的。我和倪伯伯就在第三號監房裡相遇，這是主的安排。在我們這個牢房裡，有倪伯伯、我，還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小夥子，是個弱智，他講話講不清楚，一直哦哦哦，頭不斷地搖，右手總是在胸前放不下來，他也是一個反革命分子。弟兄姐妹！我告訴你們：當我進入這個牢房時，我對倪伯伯是非常不友好，我對他很反感，我對他非常敵視，我看不起他，我不願意和他講話。為什麼？因為他當時是小組長。在監獄裡，犯人有小組長。在我的眼裡小組長都是拍政府馬屁的，都是政府的走狗，都在犯人的頭上撈稻草，踏在人家的頭上往上爬，好讓自己減刑、別人加刑。另外，我為什麼被捕，我又不偷、不搶、不殺人、不放火，我就是講幾句話，你們就抓住我不放，所以我怕，我懼怕他，我不敢和他講話。牢房裡三個人，一個弱智不會講話的，一個就是他，一個我自己。他每天在寫東西，他不彙報我，彙報誰呀？我敢和他講話嗎？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時沒有和他講一句話。他坐在門口寫東西，為什麼坐在門口？我們被關的牢房寬一米五、六左右，我伸開手可以碰到兩邊的牆；長有兩公尺左右；三面是牆，沒有窗，前面是鐵門。鐵門口有一點亮光，倪伯伯要寫東西就坐在鐵門口。發給犯人的飯、水，都是放在鐵門口，門不用開，我們手伸出去，就可以拿進來。他坐在門口，東西都由他拿進來的，我的飯、熱水、冷水都是他拿進來的。我不願意和他講話，從來不感謝他，是他自己願意做的，我們兩人關係很不好。後來有一件事情發生，這是主的安排。我只有一個親人，就是我的妻子。她是上海水產大學畢業，在上海景崗中學教化學，我們有一個孩子是個女兒。犯人家屬每個月可以探監一次，送來一點東西。我的妻子很愛我，她每個月都會來看我，我以為她在外面還一直在教書，其實她也發生了事情。一天，學校校長叫她去問：“周老師，聽說你丈夫是個反革命，現在關在提籃橋監獄？”她回答：“是。”“你必須和他離婚。”我妻子說：“為什麼？ ”他說：“政府有規定，反革命家屬是不能做人民教師的。你丈夫是反革命，思想反動，你和他接觸在一起，你怎麼能教好同學呢？所以你一定要和他離婚。”我妻子就說：“我和他結婚的時候，吳友琦不是反革命，他是上海市的拳擊運動員，可以代表上海市出國比賽的。結婚以後才是反革命。如果我現在和他離婚，再嫁別人，這個很難保證，那人以後又是反革命，我又要和他離婚，再嫁別人？而且我們現在已經有個女孩，我還年輕，再嫁會另外有孩子，對現在的孩子成長很不利。再說，吳友琦被判七年徒刑，我可以等他，他出來以後照樣可以建設社會主義，我們還可以做夫妻。”她這些話講得非常有道理，校長和教導主任都講不過她。可能就此甘休嗎？不可能。過不多久，校長又叫她去問：“那個問題你考慮好了嗎？” 她回答：“不考慮。”校長說：“那我們也不考慮，這是政策規定的，你把工作證交出來，你不離婚就離開學校。”當時大陸的情況和現在完全不同，離開學校就沒有工作，不能自己做任何事。我妻子離開學校以後，一路哭著回家，頭腦一片空白，今後怎麼辦？生活怎麼辦？女兒怎麼辦？回到家裡抱著女兒痛哭，沒有人安慰她。過了不久，到了探監的日子，她來看我，她把她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講給我聽。我聽了以後，非常氣憤，天下哪有這種道理？我無緣無故被你們打成反革命，你們還不肯放過我的妻子、不肯放過我的女兒！我的妻子說：“我今天是賣掉手上的手錶，才來看你的，以後我不知道怎麼辦。”弟兄姐妹，我沒有殺人、我沒有放火、沒有偷、沒有搶、沒有爆炸，我不是國民黨、不是特務，我不是地主，我什麼壞事都沒有做，我叫什麼反革命？我沒有貼一張反動標語、也沒有發一張反動傳單。我“反”在哪裡？我想不通。但是有什麼辦法？當時我的妻子哭得很厲害，我沒有流一滴眼淚。我從小在紅旗下長大，共產黨教育我，在敵人面前是不能流眼淚的，今天我就不能流一滴眼淚給你們看。我本來不是你們的敵人；我是擁護你們的，解放的時候我才十二歲，我還給解放軍帶大紅花。是你們把我推向敵人一邊，我這個敵人是你們製造出來的。五分鐘的探監時間很快就過去了，我的妻子抱著小孩離開了；我站在那個地方看著我的妻子，我不曉得以後怎麼辦，我不曉得她會不會和我離婚。突然我妻子回過頭來，大聲叫：“你身體當心啊！”這叫聲現在還留在我的耳朵裡，是撕心裂肺啊！我沒有任何辦法，我不能沖出去，我不能竄出去，我沒有機關槍，我不能和他們搏鬥，我只能任他們宰割。在獄警的推送之下，我回到牢房，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淚。牢房裡沒有桌子、沒有椅子、沒有床，我靠著牆哭了起來。不久我發現我的一隻手被人抓住。牢房裡一共三個人，我知道一定是那個討厭的倪伯伯抓我，我當時很氣憤，他是我最瞧不起的人，他抓我的手做什麼。我連話都不和他講，我不要他同情，心裡想把他的手甩開。我是個拳擊運動員，當時我很年輕，他是個年紀大的人，又有心臟病，只要我一甩，他整個人一定被我甩到鐵門上去。但是，弟兄姐妹！真的很奇怪，這是一件奇跡，當時我的手竟然舉不起來，倪伯伯並沒有多大力氣，我至少舉了三次，就是舉不起來。這時我聽到倪伯伯在我的耳邊講：“友琦阿，哭出來，哭出來好一點，舒服一點。”他的這句話很打動我。因為在監獄裡有監規，規定不能大聲哭。為什麼不能大聲哭？因為犯人都很傷心，你一哭他也哭，在監獄裡大家哭起來就不得了，這叫監瀟，對改造不利。我想，倪伯伯應該要對我說，你不能哭啊，你哭是犯錯誤的啊，要好好改造啊，總該這樣講才對。他是小組長，要站在政府一邊。我萬萬沒有想到他說，你哭出來，哭出來舒服一點。通過這句話我對他的看法有所改變。這時我放聲大哭，我哭的非常響，我什麼都不管了。就是監警過來，罵我、打我、槍斃我，死了算了，家裡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死了也無所謂了。奇怪那天監警也沒有來管我，後來我哭得沒有力氣了，倪伯伯拿毛巾給我擦臉，還倒水給我喝。我們兩個人就坐在地上，從這個時候起，我開始和他講話。我把自己的遭遇講給他聽，想不到倪伯伯非常爽直，他把自己的遭遇也講給我聽，把他家裡的事情也講給我聽。從這天開始，我們的話越來越多。他告訴我他非常忙，他是基督徒。還告訴我，他的妻子非常愛他，他的妻子高血壓非常嚴重，低壓一百四、一百五，高壓二百、二百以上，隨時都有死亡的可能，都是主的扶持，主的憐憫。他希望他的刑期能夠早一點滿了，能夠早一點出去，還能夠和妻子見面，如果他的刑期長一點，他的妻子走得快一點，今世就永遠不能見到他的妻子了。他的妻子像我的妻子一樣非常愛丈夫。他還告訴我很多事情，我們兩人的講話越來越投機。他還說一個基督徒是不會反對國家領袖的，因為國家領袖是主讓他做的，他向我傳起福音來了。聽了他的話，我心裡想，我很清楚我自己是被冤枉的，這樣看來他也是被冤枉的，他沒有反對政府，基督徒不好反對領袖，你把他打成反革命，這不是冤枉的嗎？所以，我就問他，你現在還信不信主？他回答說：“你們不信，我信；你們沒有看見，我看見。”這是他的原話。很簡單的話，我一直記住。二十四年以前，有一個弟兄來找我，我把這一件奇跡講給他聽。我說，我想不通，當時我的手為什麼舉不起來，我這麼大的力氣，他握著我，我甩都甩不掉。弟兄講得很有道理，他說，你這只手是舉不起來的，主耶穌是不會讓你舉起來的。我一聽就通了，是阿，我是一個卑賤的人，主找到了我，主揀選了我，我的手是舉不起來的。我們兩個人關係好一點了，談話投機了；旁邊還有一個人，小弱智，他也高興，在旁邊一直笑。他講話也多了，但是他講的話我聽不懂，最多百分之五十。倪伯伯全部懂，他做我的翻譯，我們三個人就這樣在一起苦苦地過日子。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有一天，監警把倪伯伯叫出去，過了很長的時間，中飯都來了，他還沒有回來。現在我和他的關係好了，我就把他的中飯用棉被包起來。以前我是不會管他的，扔掉就扔掉，關我什麼事。他回來後，我看他有點不高興，坐在地上，我就問他：“叫你去做什麼？”他說：“他們要我放棄信仰。”我說：“你答應了嗎？”他說：“我沒有答應。”他還說：“他們要我放棄信仰，如果我答應了，他們就讓我回家。”我說：“你不同意啊？”他說：“我不同意。和我一起去的還有兩個人，一個姓藍的名叫藍錫章，另一個姓張的。這個姓藍的是上海一個很大的醫院的院長；姓張的是上海一個縣的縣長。他們兩個在天主教中都是比較有名望的。”我就問倪伯伯，他們兩個怎麼樣？他說：“他們兩個都放棄了，一會兒你就知道。”過了一會兒監房的廣播喇叭就響了。監長講話說：現在有兩個犯人，通過政府的教育改造，思想轉變了。表現很好，願意公開放棄他們過去的信仰，放棄反動立場。現在他們兩個人自己講話。藍錫章和張某就一個個講話，他們先把自己臭駡一頓，又把天主教臭駡一頓，說天主教是帝國主義利用的特務組織，是反革命。他們是上當受騙，通過政府的教育，公開放棄這個迷信，脫離這個反動組織，徹底悔改。他們痛哭流涕。他們講完了以後，監長就宣佈，現在經過獄長的批准（監長是監房的頭頭，獄長是整個監獄十個監房的最大的頭頭），他們兩個人提前釋放，今天就回家。弟兄姐妹，當時聽到這些話，整個監獄的犯人都震驚了，我也很震驚！倪伯伯就在我面前，我兩隻眼睛盯著他看，你前幾天還向我講，你的妻子對你那樣好，你們是那麼恩愛；你的妻子身體是那麼不好，那麼危險，你那麼想念你的妻子。今天人民政府讓你回去，你只要講一句話，說你放棄好了，只要開一個口就好了，就回去了，你都不願意！一句話你都不肯講，你這個人是怎樣的人？你相信主，相信到這樣的地步！你這個人我真是讀不懂。弟兄姐妹，我從小就讀過這樣一首詩，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寫的，他寫道：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說明自由是多麼可貴呀！今天人民政府給你倪伯伯自由，你倪伯伯不要。倪伯伯為了主，生命不要了，愛情不要了，連自由也不要了。倪伯伯是三者皆可拋！他這麼愛主，這麼信主，我實在是受感動！共產黨這個辦法實在是觸靈魂，對倪伯伯是很厲害的。你不放棄，放走兩個人給你看。倪伯伯無動於衷，觸不到他的靈魂。但是我的靈魂倒是被觸到了，我知道倪伯伯這個人不是傻瓜、不是弱智，他這樣相信耶穌是有道理的，相信耶穌一定是很好的好事情；我也要相信耶穌，我也要跟著倪伯伯相信耶穌。從這個時候開始我覺得一定要信主，人人都要相信主，要脫重擔要相信主，要得平安要相信主。有弟兄姐妹問我，你是讀了倪伯伯那一本書、那一篇文章才相信主，我說我不是讀他的文章相信主的，我認識他的時候還不相信主，沒有讀過他的文章；我是讀他的人才相信主的。中國有一句話，言教不如身教，我是看到他的實際行動，這感染了我，我才相信了主。倪伯伯是個人，我就是對他這個人的感性方面的認識才相信主。他的這件事對我的影響是非常非常深的。我就是這樣通過倪伯伯在監牢裡得救的。倪伯伯在監牢裡，他並沒有站在一個很高的地方，把手一舉：朋友們！你們都要相信主阿，於是幾萬個人都相信主啦。倪伯伯也沒有在監牢裡和共產黨作鬥爭、鬥到底，是英雄、是好漢；不是這樣，這是謊言，沒有這個事，他只是堅持不放棄信仰。我們說話要實事求是，我在基督裡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我們第二次相遇是在安徽省的白茅嶺勞改農場，在那裡我們又在一起呆了五年。相遇時我們倆都很感動，我寫了一首詩：彼此依依相見晚，主有安排難預感;本是同袍同澤人，皖地重逢敘忠悲。那時他的身體已經很差，年紀又大，步履艱難。我們住的地方，離開食堂大概有六、七十米遠。我們是住在低處，食堂是建在上面靠近公路的邊上。到食堂去打飯，要爬過兩個陡坡，過馬路。這對倪伯伯來講，根本辦不到。所以每天三頓飯，都是我幫他打，帶回來吃。忽然有一天，獄警把我找到辦公室。他問我為什麼天天幫倪儆夫打飯。我說：“他年紀大了，身體不好，兩個坡他是爬不過去的，我幫他打飯，照顧他，是應該的。”想不到這個獄警把臉一沉，對我說：“胡說，他是裝病，讓他自己去打飯，以後不要你幫他打。”這很清楚，他們是在故意刁難倪伯伯，當然我不去理會他們的警告。過了幾天，有一次我又到食堂打飯，伙房裡的工作人員對我說：獄警已經通知，誰都不能幫倪儆夫打飯，他要自己來吃。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只得回到宿舍裡，一五一十地把情況告訴倪伯伯。我知道倪伯伯是一個知識淵博的人，我叫他趕緊想辦法。我就坐在他旁邊，等他拿主意。等了很久，他終於開口，他說：“我願凡事順其自然。”我聽了他的話，大吃一驚，聽其自然，一切順從主的安排。我真是又氣又急，沒有想到他怎麼講這樣一句話。 “你不想吃飯啊？”我不想去頂撞他，只好把自己的飯分一點給他吃。就在分飯的時候，感謝、讚美主，主給我這個笨頭笨腦的人一個好主意：我本來中午是吃五兩飯，現在我可以對食堂伙夫說，今天我勞動累了，我要多買一兩。食堂不會懷疑我。我就打六兩飯，回來後，我把二兩飯給倪伯伯吃。他年紀很大，二兩飯就夠了；我吃四兩，雖然少一點，但還可以過得去。就這樣，我們兩個人每天分而食之，難關也終於渡過去了。一九七一年，有一天獄警允許我把一封倪伯伯的家信帶給他。原來信上寫著，倪伯伯的妻子倪伯母從椅子上摔下來，斷了兩根肋骨，正在醫院搶救。我一邊勸倪伯伯不要著急，一邊叫他趕緊打報告，要求回上海探親，我可以陪他一同回去。照理，當時我和倪伯伯早已刑滿，不是罪犯了。但是一九六六年，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到期的犯人一個都不釋放；按照規定，我們每年可以回去探親一次，為期半個月。我想，現在家裡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總可以讓我們回去一次罷！一開始獄警對倪伯伯說，讓我們考慮考慮。後來又說，你心臟病這麼厲害，路都走不了，怎麼回上海？倪伯伯對他們說，我可以陪他回去。獄警說，再考慮考慮，這樣一拖就拖了半個月。當我們再去問獄警時，這個監警乾脆把臉一板說：“你回去幹什麼？你又不是醫生。況且你老婆的病情現在已經好轉，我們瞭解過了。我們研究過你要求探親的報告，我們不批准。”倪伯伯一句話都沒有同他們爭辯；也不讓我和他們講道理，就和我一起回到宿舍，他默默地禱告。有人看到倪伯伯嘴唇在動，就問我：“老倪是不是在作禱告？”我說：“沒有，他是在作氣功。”後來獄警也來問我，我也照樣回答他。但是我知道，倪伯伯一天也沒有停止過禱告。終於有一天中午，我收工回來，看到倪伯伯淚流滿面，原來倪伯母去世了。倪伯伯很悲傷。我一面勸倪伯伯不要悲傷；一面鼓勵倪伯伯再打報告，要求回上海奔喪。我想這一次總該批准罷。想不到左等右等，還是不批准。獄警說：“人已經死了，你回去有什麼用？”弟兄姊妹，有誰受過比這個更痛苦的折磨麼？倪伯伯心痛阿！他要主，堅決相信主，他忍受下來了。當時他寫了一首詩：哭千聲，喚千聲，卿聲我慣聽，緣何卿不應？我看到這首詩，就在下面和道：橫報告，豎要求，奔喪人長情，奈何不批准？倪伯伯一生愛主，遭受了很大的痛苦。過了幾天倪伯伯就從悲傷中脫離出來，他的生活恢復正常，每天堅持禱告。九個月以後，他被調到白雲山，那是一個皖東的僻野。一個連路都走不動的心臟病人，一個人坐在拖拉機上巔簸著和我們分別了。三天以後，傳來了倪伯伯耗訊。倪伯伯除了在身體上遭到折磨外，他在精神上更是忍受了難以忍受的摧殘。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什麼也沒有得著，但是他得著了主。他讓我們透過他看到了主！他是瓦器，但是在他這瓦器裡有寶貝！

這個中國最會玩的奇才！他用語言騙過了全世界！作為一名中國人，會講33種漢語方言，以及英、法、德、日、俄、西班牙、拉丁、古希臘等多國語言。他曾先後任教於：康乃爾大學、哈佛大學、夏威夷大學、耶魯大學、密执安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美國各大名校；回到清華後的他，又教授：數學、物理、中國音韻學、普通語言學、中國現代方言、中國樂譜樂調、西洋音樂欣賞、心理學等課程。他是數學家、物理學家、心理學家、哲學家、語言學家、音樂家......也是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他是中國百年，都難再遇的最會玩的奇才，他用語言騙過了全世界，他就是趙元任 1892年11月3日，趙元任在天津出生了，剛一落地，還沒來得及哭上幾聲，他就差點被當做女孩紮了耳朵眼兒，原來他的父母在他出生前請了算命的，算命的說肯定生的是個女孩，於是他的父母提前備好了針，就等着他出生。他的母親擅長詩詞及崑曲，他的父親中過舉人，擅長吹笛，被稱為 “晚清公子”。書香門第出才子，他從小就“異於常人”，對各種社會和自然現象充滿好奇，喜歡觀察、比較、琢磨背後的規律，還愛跟保姆、親戚、同學學各種方言，曾經他祖父從常州請來，一位姓陸的先生教他唸書，用的是地道的常州音。於是他學會了用常州方言背誦四書五經。他的聽覺特別靈敏，能在短時間內，就學會一種方言，此後終生不忘。 9歲時，他的祖父病逝，他隨着全家回到了老家常州青果巷，在家塾二中讀書。他又從大姨媽那兒學會了常熟話，從伯母那裡學會了福州話。一般人語言能力最厲害的時候，就是幼兒時期，學什麼都快，一旦年齡增長就沒那麼容易了。但是他的語言能力，從小到大都一直處於巔峰無敵的狀態。 1907年，15歲的他已會講8種方言，那時他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學堂預科班，當時全校270名學生中，只有3個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又從這3位同學那兒，學會了地道的南京話。有一次，他和同學們在同一桌就餐，這些同學來自五湖四海，一頓飯下來，他就用八種方言，跟同學們挨個兒交流！那時的他就把學習當做趣味，因而產生了純粹的求知慾。上學對他來說，不是一件“苦差事”，反而是一項令人身心愉悅的探索之旅。用他的話說：“最緊要好玩。那時3年預科還沒讀完，他就報考了清華的留學官費生，考試前還自修了拉丁文。1910年7月21日，他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留美考試。這次考試一共錄取了70名學生，他名列第二，比同批考取的胡適、竺可楨等人，都要靠前許多（胡適第55名）自然地，他就和胡適等人，一同坐船奔赴去了美國，從此，他和胡適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到了美國後，進入了康奈爾大學。可是究競選擇什麼專業讓他很頭疼。老師瞭解到他語言天賦極高，推薦他選擇語言專業。而他卻選擇主修了數學，還選修了物理學、哲學、邏輯學、音樂…… 完全和語言不沾邊。作為一個中國留學生，他在該校的數學成績，獲得過兩個100分，一個98分，保持了多年來，康奈爾大學平均成績的最高紀錄。 1914年，他順理成章獲得了數學學士學位。到了大學四年級，教授告知他，他同時具備申請數學，和哲學研究生獎學金的水平，結果從數學系畢業的他，又改行成為了康奈爾大學哲學系的研究生。他能在文理兩科之間隨便轉換，最終玩成了大師！胡適對他極為欣賞： “每與人平（評）論留美人物，輒常推常州趙君元任為第一。” 而趙元任和胡適共同的朋友，韋蓮司則說：“趙元任無論在任何困境，都不會令人覺得他可憐，因為他能隨時以嬉戲的心態，從中獲得樂趣。” 留學期間的他還和周仁、秉志等人，在美國康乃爾大學創辦了科學社（後改名為中國科學社）他們認為祖國之所以孱弱，莫過於科學不發達，並出版《科學》月刊，旨在“提倡科學，宣揚實業，審定名詞，傳播知識” 後來他們以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及其科學雜誌為模版，創辦了中國的《科學》雜誌。美國發明家愛迪生在1915年，還給他們的科學社，發來了親筆簽名的祝賀信。 23歲時，他又進入哈佛大學攻讀哲學、選修語言學和音樂。 1918年，又獲得了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用圓規畫出哲學思想的半徑，用數學公式算出吉他的音準，用各國語言學習相對論。這就是他當時的生活寫照，同學們知道後，只能佩服不已！他真是無所不能，以至於他完成學業後，康奈爾大學給他這位哲學博士，提供的教職竟是“物理學講師”！雖然他什麼都玩，但是唯一沒玩過的，就是愛情。 1920年，他決意回國，目的之一就是要回老家退婚。 14歲那年，他大姑婆告訴他，他就要和一個姓陳的女孩訂婚了，他很傷心，不願意婚姻就這樣被安排。這一次回國，他終於退了這門婚事，拒絶的理由是“女方大兩歲”。而不久後，他就去追求比他大三歲、性格迥異的楊步偉了…… 這段婚姻可謂相當傳奇！楊步偉出生於南京望族，祖父是鼎鼎大名的，中國佛教協會創始人楊仁山，而她是首位留日的醫學女博士。正如她不凡的名字一樣，趙元任被她的“大丈夫”氣質所折服，他認定楊步偉就是意中人兒。 “我脾氣躁，我跟人反就反，跟人硬就硬，你要跟我橫，我比你更橫；你講理，我就比你更講理。” 這句可以做QQ簽名的話，就是出自她口，這樣的宣言，在當時可是相當地驚世駭俗啊！同年，趙元任開始在清華工作，教授物理、數學和心理學課程。適逢美國教育家杜威，和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巡迴演講，他擔任羅素及其女友竇拉•勃拉克的翻譯，間或也為約翰•杜威翻譯。羅素的演講比杜威的難得多，內容涉及高等數學、邏輯學、哲學和教育，相當廣泛，多少精通英語的才子，都無法勝任這樣的翻譯工作。而他卻遊刃有餘，甚至連羅素的笑話，都能翻譯得不走樣。而且每到一個地方，他甚至都能用當地的方言來翻譯。在杭州演講時，他便以杭州方言來翻譯；去長沙的途中，向湖南人學會了長沙話，等到了長沙，就已經能用當地話翻譯了。演講結束後，還有長沙人跑去找他攀老鄉。他給羅素做翻譯時，總拉上楊步偉。一天，他約她一起吃飯，一見到楊步偉，就兩眼放愛心，把工作的事情忘到了火星上。猛然間一回神，不對勁，還有正事要做！便飛快地趕回了課堂。這時的羅素一人在台上呆看著，沒法開口，惹得全體哄堂大笑，看到趙元任竟然拉著，一個女子回到教室裡。羅素自然明白為什麼他會遲到。只好低聲跟他抱怨：“壞人，壞人！” 為羅素當翻譯任務繁重，他乾脆就與羅素一起住。結果，演講途中羅素忽然病倒了，需要靜養，他也就忙中偷閒，翻譯童話《阿麗絲漫遊奇境記》，一不小心就成了一部經典。在全國產生了深遠影響，當時的中國女孩們，都搶着用“阿麗絲”做英文名。一邊當教授，一邊當羅素的翻譯，還要談戀愛，靈感來了再創作幾首小曲，竟然還能翻譯出一部經典，真不知道他哪來的這麼多時間。 1921年6月1日，他和楊步偉步入婚姻殿堂。他們的婚禮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一起到公園照相，再向親友發一份結婚通知書聲明概不收禮。再電請胡適和朱征到新家吃飯。胡、朱到後，完全不明就裡，知道他們就是那天結的婚。晚飯後，趙元任拿出一張，自己寫的結婚證書，請兩位做證人簽字，這就算正式完婚了。吃完飯後，胡適一出門，就把這個消息傳給了《晨報》。這一新式婚禮，在當時也是轟動一時。趙元任碰到楊步偉，可謂是兩個高級玩家湊在了一起，整個世界在他們眼裡都是場遊戲。兩人新婚後，趙元任要去美國，在哈佛哲學系做講師，開設哲學和中國語言兩門課程。他們乘船去美國的途中，十分無聊，便決定下圍棋解悶。因船上沒有棋子，他們就向船伕要了兩袋，早晨吃的炒米和炒麥子，可以分黑白二色，當棋子用。看來天性好玩之人，無論身在何處，都可以找得到樂趣。而一個嘻嘻哈哈的爹、一個大大咧咧的媽，他們一共生了四個女兒。並且四個女兒全部名校畢業，成了教授：大女兒趙如蘭，拉德克利夫學院中國音樂博士，哈佛大學第一位華裔女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二女兒趙新那，畢業於哈佛大學化學系，後成為長沙中南礦冶學院教授；三女兒趙來思，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數學研究所，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出版過包括兒童讀物在內的23本書；四女兒趙小中，畢業於康奈爾大學，主修物理，後成為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而三個女婿也是教授（四女離異）：大女婿卞學鐄是麻省理工的終身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科學院院士；二女婿黃培雲是中南大學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三女婿波岡維作是華盛頓大學教授。趙元任自己在玩中學成了大家，教育孩子自然也嘻嘻哈哈，他經常和女兒們打鬧玩耍，還會根據遊戲場景隨口編歌、譜曲，邊唱邊鬧。他為女兒們寫了很多歌，一有機會就聚在一起，組成一個家庭合唱團，分聲部地練習演唱他的音樂作品。除了音樂，他還每晚都給女兒讀英文小說，一天一段。對此，朋友韋蓮司總結說：“說到孩子，我總覺得世間，最忽略的資源就是嬉戲，要能夠在社會上撐得住，沒有比嬉戲更重要了。不是指聲色犬馬，或神經兮兮的尋樂，而是真正輕鬆忘我地，讓想像力奔馳，表現自己另外的一面。”快樂父母勝於模範父母，你是誰你的孩子就是誰。所以，趙家“一門四鳳”絶不是偶然，而是教育的成果。而他雖是大學問家，卻和他的好朋友胡適一樣，都是出了名地怕老婆。他不否認自己懼內，往往以幽默的語言回答道：“與其說怕，不如說愛；愛有多深，怕有多深。” 有一次胡適直接問楊步偉，平時在家裡誰說了算？她很謙虛地說：“我在小家庭裡有權，可是大事情還是讓我丈夫決定。” 但馬上又補充了一句：不過大事情很少就是了。” 最後一句才是重點啊！在美國待了四年後，趙元任還是最終決定回清華，要幫助祖國去培養優秀人才。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曹雲祥，看到他的簡歷後，二話不說，就給他安排了：數學、物理學、中國音韻學、普通語言學、中國現代方言、中國樂譜樂調和西洋音樂欣賞等課程。光聽到這些課程名，很多人一定已經頭疼到不行了，而他卻能隨時切換大腦模式。他與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一起被稱為清華“四大導師”。後來他四處亂跑：當了夏威夷大學客座教授、耶魯大學訪問教授、還編了《漢英大辭典》、被選為美國語言學會會長、又去密执安大學當了語言學教授。 55歲的時候，終於跑不動了，就一直留在加大伯克利分校當語言學教授。也就是在這段時間，他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終身事業，他說：“索性做一個語言學家比任何其他都好”。他很早就彰顯過許多過人的絶活。他的絶活之一，就是表演口技“全國旅行”：從北京沿京漢路南下，經河北到山西、陝西、出潼關，從河南入兩湖、四川、雲貴，再由兩廣繞江西、福建，到江蘇、浙江、安徽，由山東過渤海灣入東三省，最後入山海關返京。這趟“旅行”遍及大半個中國，每到一地，他便用當地方言土語，介紹當地名勝和土貨特產。一口氣能說上近一小時，聽者無不捧腹不止。他最“好玩兒”的演講之一，就是把英文完全倒着發音朗讀，並錄下音來，等到把這段錄音再倒過來放時，聽眾聽到的是純正的英語發音，這足以讓人目瞪口呆。他一生中最快樂的事情，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認為他是自己的老鄉。二戰後，他到法國參加會議。在巴黎車站，他對行李員講巴黎土語，對方聽了，以為他是土生土長的巴黎人，於是感嘆：“你回來了啊，現在可不如從前了，巴黎窮了。” 後來，他到德國柏林，用帶柏林口音的德語和當地人聊天。鄰居一位老人對他說：“上帝保佑，你躲過了這場災難，平平安安地回來了。” 雖然他選擇了自己的終身事業，但是也沒有放棄其他的愛好，比如說：音樂。他精通多種樂器，畢生與鋼琴為伴。一生創作過百餘件音樂作品，包括聲樂和器樂。而作為中國現代音樂學的先驅，他留下了許多流傳至今的歌曲。 1926年創作的《教我如何不想他》，已成為中國近現代音樂寶庫中，一首經典的藝術歌曲。他也是近現代身體力行、系統研究中國傳統吟誦第一人，對中國傳統吟誦文化的保存，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著名音樂家蕭友梅盛讚他：“替我國音樂界開了一個新的紀元”，並說：“趙先生的這本歌集出世之後，教我們不能不稱呼他‘中國的舒伯特’。” 他常隨手取身邊的小東西作樂器。一次，趙家宴客，飯罷，他拿起一根筷子，敲擊盤子和碗，分別敲出do、re、mi、fa、so…的音來，可敲來敲去，就是差一個音敲不出，後來抬頭看見玻璃燈罩，靈機一動，取下來敲了一下，正好補上了這個缺的音，大家全樂了。以後每逢家宴，他就給大家表演這一手。 1945年，抗戰勝利，身在美國的趙元任一家，從廣播中聽到日本投降、二戰結束的消息，欣喜若狂，他們開始做回國的準備。但是，1946年夏，時任教育部長的朱家驊，發電報催趙元任從美國回國，出任南京中央大學校長。這個請求把趙元任給嚇着了，趙元任回覆五個字：“幹不了。謝謝！” 不僅南京中央大學，清華大學等名校在這期間，都先後找他當校長。他一再推辭無效，便不敢回國了。他說：“我生平最怕做行政的事！他是個純粹的學者，安身立命之所是學問，而不是官職。他深知自己的性格不適合當校長，也害怕繁雜的行政事。愛玩的趙元任夫婦，不願意被官職束縛，也不喜歡長居一地，不光做好學問，遊山玩水，賞星看月，也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光黃山，他們就去了好幾次，歐美大陸，也漫遊了四次。楊步偉八十歲的時候，夫妻倆還駕車去歐洲遊玩呢。在漫長的教學生涯中，趙元任教過物理學、數學、哲學、中國音樂史、中國語言、漢語語法、理論語言學、邏輯學等課程。幾乎沒有人能像他那樣，把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這兩種文化融合得如此嫻熟。僅僅給他冠以數學家、語言學家、翻譯家、哲學家、邏輯學家、音樂家等頭銜，都不足以涵蓋他的成就。人們只能說，他是一個“文藝復興式的智者”。語言學家王力評價他：“趙元任可以稱為中國第一代語言學家，我學語言學是跟他學的，我後來到法國去，也是受他的影響。” 美國語言學界流傳着這樣一句話：“趙先生永遠不會錯”。語言學家陳原說： “趙元任，趙元任，在我青少年時代，到處都是趙元任的影子。 1981年，楊步偉先他而去，趙元任悲痛萬分。摯愛已去，他對人間便再無眷戀，次年2月24日，趙元任就追隨夫人楊步偉，也離開了人世間，飛往天國尋日思夜想的她去了，天生快活之人，就連離去也是瀟灑俐落，而這一天，竟是二十年前胡適辭世的日子。趙元任一生會講33種方言，會說英、法、德、日、俄、西班牙語等多種外語。他自己說：“在應用文方面，英文、德文、法文沒有問題。至於一般用法，則日本、古希臘、拉丁、俄羅斯等文字，都不成問題。” 他曾告訴女兒，自己研究語言學，是為了“好玩兒”。好玩兒，僅僅三個字，背後卻藏着說不完的深意。專注喜歡的東西，並且能不斷為之探索的人就是強者。有興趣沒才能的堅持是孤擲痴迷，有興趣有才能的堅持是天賜使命。而趙元任就是後者，他窮極一生，快活地做着自己喜歡的事，活得無牽無掛，不悔不恨，最終因“好玩兒”三個字，顛覆了整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