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想對你說的是，記住有一句話說，你今天對別人做的壞事將來一定會回到你身上，而你今天對別人做的好事也會在未來回到你身上。另外，記住如果我在伊拉克死去，我的血就會在你頭上，我的靈魂永遠不會讓你安息。

信心的見證人倪柝聲吳友琦弟兄的見證各位弟兄姊妹，各位屬靈的長輩，我來自中國上海。我姓吳，名友琦。今年（二〇〇三年）六十八歲。我本來是中學教師，一九六〇年因為反對“三面紅旗”，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關押在遠東最大的監獄—上海市的提籃橋監獄。倪弟兄是在一九五二年被捕，被捕以後就好像這個人從地球上消失了，沒有人知道他的事情。感謝、讚美主，主憐憫我這個卑賤的人，祂愛我，留下了我，讓我有機會把倪柝聲弟兄在監獄中，凡我所知道的事情，可以告訴大家。我和倪柝聲弟兄相處前後一共九年（1963～1972年），其間曾分開過兩年左右。感謝讚美主，最終又把我們帶領在一起，直到他被主接走前三天，我們才分開。這麼多年，有許多見證。倪伯伯也是個人，今天我要見證的是他屬人方面的事。一九六三年，因監房調動，把我和倪伯伯調在同一個樓層，同一個小組，並睡在同一個房間裡。從此，我和倪伯伯結下不解之緣。提籃橋監獄相當大，一共有十幢樓房，每幢樓房（即每個監房）有五個樓層，每個樓層有九十個房間。如果平均計算，每個房間關三個人，一幢樓就可以關一千多個人。這麼大的監獄裡，在幾萬個人當中，要遇到一個人並不是容易的。我和倪伯伯就在第三號監房裡相遇，這是主的安排。在我們這個牢房裡，有倪伯伯、我，還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小夥子，是個弱智，他講話講不清楚，一直哦哦哦，頭不斷地搖，右手總是在胸前放不下來，他也是一個反革命分子。弟兄姐妹！我告訴你們：當我進入這個牢房時，我對倪伯伯是非常不友好，我對他很反感，我對他非常敵視，我看不起他，我不願意和他講話。為什麼？因為他當時是小組長。在監獄裡，犯人有小組長。在我的眼裡小組長都是拍政府馬屁的，都是政府的走狗，都在犯人的頭上撈稻草，踏在人家的頭上往上爬，好讓自己減刑、別人加刑。另外，我為什麼被捕，我又不偷、不搶、不殺人、不放火，我就是講幾句話，你們就抓住我不放，所以我怕，我懼怕他，我不敢和他講話。牢房裡三個人，一個弱智不會講話的，一個就是他，一個我自己。他每天在寫東西，他不彙報我，彙報誰呀？我敢和他講話嗎？一天到晚二十四小時沒有和他講一句話。他坐在門口寫東西，為什麼坐在門口？我們被關的牢房寬一米五、六左右，我伸開手可以碰到兩邊的牆；長有兩公尺左右；三面是牆，沒有窗，前面是鐵門。鐵門口有一點亮光，倪伯伯要寫東西就坐在鐵門口。發給犯人的飯、水，都是放在鐵門口，門不用開，我們手伸出去，就可以拿進來。他坐在門口，東西都由他拿進來的，我的飯、熱水、冷水都是他拿進來的。我不願意和他講話，從來不感謝他，是他自己願意做的，我們兩人關係很不好。後來有一件事情發生，這是主的安排。我只有一個親人，就是我的妻子。她是上海水產大學畢業，在上海景崗中學教化學，我們有一個孩子是個女兒。犯人家屬每個月可以探監一次，送來一點東西。我的妻子很愛我，她每個月都會來看我，我以為她在外面還一直在教書，其實她也發生了事情。一天，學校校長叫她去問：“周老師，聽說你丈夫是個反革命，現在關在提籃橋監獄？”她回答：“是。”“你必須和他離婚。”我妻子說：“為什麼？ ”他說：“政府有規定，反革命家屬是不能做人民教師的。你丈夫是反革命，思想反動，你和他接觸在一起，你怎麼能教好同學呢？所以你一定要和他離婚。”我妻子就說：“我和他結婚的時候，吳友琦不是反革命，他是上海市的拳擊運動員，可以代表上海市出國比賽的。結婚以後才是反革命。如果我現在和他離婚，再嫁別人，這個很難保證，那人以後又是反革命，我又要和他離婚，再嫁別人？而且我們現在已經有個女孩，我還年輕，再嫁會另外有孩子，對現在的孩子成長很不利。再說，吳友琦被判七年徒刑，我可以等他，他出來以後照樣可以建設社會主義，我們還可以做夫妻。”她這些話講得非常有道理，校長和教導主任都講不過她。可能就此甘休嗎？不可能。過不多久，校長又叫她去問：“那個問題你考慮好了嗎？” 她回答：“不考慮。”校長說：“那我們也不考慮，這是政策規定的，你把工作證交出來，你不離婚就離開學校。”當時大陸的情況和現在完全不同，離開學校就沒有工作，不能自己做任何事。我妻子離開學校以後，一路哭著回家，頭腦一片空白，今後怎麼辦？生活怎麼辦？女兒怎麼辦？回到家裡抱著女兒痛哭，沒有人安慰她。過了不久，到了探監的日子，她來看我，她把她的遭遇一五一十地講給我聽。我聽了以後，非常氣憤，天下哪有這種道理？我無緣無故被你們打成反革命，你們還不肯放過我的妻子、不肯放過我的女兒！我的妻子說：“我今天是賣掉手上的手錶，才來看你的，以後我不知道怎麼辦。”弟兄姐妹，我沒有殺人、我沒有放火、沒有偷、沒有搶、沒有爆炸，我不是國民黨、不是特務，我不是地主，我什麼壞事都沒有做，我叫什麼反革命？我沒有貼一張反動標語、也沒有發一張反動傳單。我“反”在哪裡？我想不通。但是有什麼辦法？當時我的妻子哭得很厲害，我沒有流一滴眼淚。我從小在紅旗下長大，共產黨教育我，在敵人面前是不能流眼淚的，今天我就不能流一滴眼淚給你們看。我本來不是你們的敵人；我是擁護你們的，解放的時候我才十二歲，我還給解放軍帶大紅花。是你們把我推向敵人一邊，我這個敵人是你們製造出來的。五分鐘的探監時間很快就過去了，我的妻子抱著小孩離開了；我站在那個地方看著我的妻子，我不曉得以後怎麼辦，我不曉得她會不會和我離婚。突然我妻子回過頭來，大聲叫：“你身體當心啊！”這叫聲現在還留在我的耳朵裡，是撕心裂肺啊！我沒有任何辦法，我不能沖出去，我不能竄出去，我沒有機關槍，我不能和他們搏鬥，我只能任他們宰割。在獄警的推送之下，我回到牢房，我忍不住流出了眼淚。牢房裡沒有桌子、沒有椅子、沒有床，我靠著牆哭了起來。不久我發現我的一隻手被人抓住。牢房裡一共三個人，我知道一定是那個討厭的倪伯伯抓我，我當時很氣憤，他是我最瞧不起的人，他抓我的手做什麼。我連話都不和他講，我不要他同情，心裡想把他的手甩開。我是個拳擊運動員，當時我很年輕，他是個年紀大的人，又有心臟病，只要我一甩，他整個人一定被我甩到鐵門上去。但是，弟兄姐妹！真的很奇怪，這是一件奇跡，當時我的手竟然舉不起來，倪伯伯並沒有多大力氣，我至少舉了三次，就是舉不起來。這時我聽到倪伯伯在我的耳邊講：“友琦阿，哭出來，哭出來好一點，舒服一點。”他的這句話很打動我。因為在監獄裡有監規，規定不能大聲哭。為什麼不能大聲哭？因為犯人都很傷心，你一哭他也哭，在監獄裡大家哭起來就不得了，這叫監瀟，對改造不利。我想，倪伯伯應該要對我說，你不能哭啊，你哭是犯錯誤的啊，要好好改造啊，總該這樣講才對。他是小組長，要站在政府一邊。我萬萬沒有想到他說，你哭出來，哭出來舒服一點。通過這句話我對他的看法有所改變。這時我放聲大哭，我哭的非常響，我什麼都不管了。就是監警過來，罵我、打我、槍斃我，死了算了，家裡已經到了這個地步，死了也無所謂了。奇怪那天監警也沒有來管我，後來我哭得沒有力氣了，倪伯伯拿毛巾給我擦臉，還倒水給我喝。我們兩個人就坐在地上，從這個時候起，我開始和他講話。我把自己的遭遇講給他聽，想不到倪伯伯非常爽直，他把自己的遭遇也講給我聽，把他家裡的事情也講給我聽。從這天開始，我們的話越來越多。他告訴我他非常忙，他是基督徒。還告訴我，他的妻子非常愛他，他的妻子高血壓非常嚴重，低壓一百四、一百五，高壓二百、二百以上，隨時都有死亡的可能，都是主的扶持，主的憐憫。他希望他的刑期能夠早一點滿了，能夠早一點出去，還能夠和妻子見面，如果他的刑期長一點，他的妻子走得快一點，今世就永遠不能見到他的妻子了。他的妻子像我的妻子一樣非常愛丈夫。他還告訴我很多事情，我們兩人的講話越來越投機。他還說一個基督徒是不會反對國家領袖的，因為國家領袖是主讓他做的，他向我傳起福音來了。聽了他的話，我心裡想，我很清楚我自己是被冤枉的，這樣看來他也是被冤枉的，他沒有反對政府，基督徒不好反對領袖，你把他打成反革命，這不是冤枉的嗎？所以，我就問他，你現在還信不信主？他回答說：“你們不信，我信；你們沒有看見，我看見。”這是他的原話。很簡單的話，我一直記住。二十四年以前，有一個弟兄來找我，我把這一件奇跡講給他聽。我說，我想不通，當時我的手為什麼舉不起來，我這麼大的力氣，他握著我，我甩都甩不掉。弟兄講得很有道理，他說，你這只手是舉不起來的，主耶穌是不會讓你舉起來的。我一聽就通了，是阿，我是一個卑賤的人，主找到了我，主揀選了我，我的手是舉不起來的。我們兩個人關係好一點了，談話投機了；旁邊還有一個人，小弱智，他也高興，在旁邊一直笑。他講話也多了，但是他講的話我聽不懂，最多百分之五十。倪伯伯全部懂，他做我的翻譯，我們三個人就這樣在一起苦苦地過日子。但是，樹欲靜而風不止。有一天，監警把倪伯伯叫出去，過了很長的時間，中飯都來了，他還沒有回來。現在我和他的關係好了，我就把他的中飯用棉被包起來。以前我是不會管他的，扔掉就扔掉，關我什麼事。他回來後，我看他有點不高興，坐在地上，我就問他：“叫你去做什麼？”他說：“他們要我放棄信仰。”我說：“你答應了嗎？”他說：“我沒有答應。”他還說：“他們要我放棄信仰，如果我答應了，他們就讓我回家。”我說：“你不同意啊？”他說：“我不同意。和我一起去的還有兩個人，一個姓藍的名叫藍錫章，另一個姓張的。這個姓藍的是上海一個很大的醫院的院長；姓張的是上海一個縣的縣長。他們兩個在天主教中都是比較有名望的。”我就問倪伯伯，他們兩個怎麼樣？他說：“他們兩個都放棄了，一會兒你就知道。”過了一會兒監房的廣播喇叭就響了。監長講話說：現在有兩個犯人，通過政府的教育改造，思想轉變了。表現很好，願意公開放棄他們過去的信仰，放棄反動立場。現在他們兩個人自己講話。藍錫章和張某就一個個講話，他們先把自己臭駡一頓，又把天主教臭駡一頓，說天主教是帝國主義利用的特務組織，是反革命。他們是上當受騙，通過政府的教育，公開放棄這個迷信，脫離這個反動組織，徹底悔改。他們痛哭流涕。他們講完了以後，監長就宣佈，現在經過獄長的批准（監長是監房的頭頭，獄長是整個監獄十個監房的最大的頭頭），他們兩個人提前釋放，今天就回家。弟兄姐妹，當時聽到這些話，整個監獄的犯人都震驚了，我也很震驚！倪伯伯就在我面前，我兩隻眼睛盯著他看，你前幾天還向我講，你的妻子對你那樣好，你們是那麼恩愛；你的妻子身體是那麼不好，那麼危險，你那麼想念你的妻子。今天人民政府讓你回去，你只要講一句話，說你放棄好了，只要開一個口就好了，就回去了，你都不願意！一句話你都不肯講，你這個人是怎樣的人？你相信主，相信到這樣的地步！你這個人我真是讀不懂。弟兄姐妹，我從小就讀過這樣一首詩，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寫的，他寫道：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說明自由是多麼可貴呀！今天人民政府給你倪伯伯自由，你倪伯伯不要。倪伯伯為了主，生命不要了，愛情不要了，連自由也不要了。倪伯伯是三者皆可拋！他這麼愛主，這麼信主，我實在是受感動！共產黨這個辦法實在是觸靈魂，對倪伯伯是很厲害的。你不放棄，放走兩個人給你看。倪伯伯無動於衷，觸不到他的靈魂。但是我的靈魂倒是被觸到了，我知道倪伯伯這個人不是傻瓜、不是弱智，他這樣相信耶穌是有道理的，相信耶穌一定是很好的好事情；我也要相信耶穌，我也要跟著倪伯伯相信耶穌。從這個時候開始我覺得一定要信主，人人都要相信主，要脫重擔要相信主，要得平安要相信主。有弟兄姐妹問我，你是讀了倪伯伯那一本書、那一篇文章才相信主，我說我不是讀他的文章相信主的，我認識他的時候還不相信主，沒有讀過他的文章；我是讀他的人才相信主的。中國有一句話，言教不如身教，我是看到他的實際行動，這感染了我，我才相信了主。倪伯伯是個人，我就是對他這個人的感性方面的認識才相信主。他的這件事對我的影響是非常非常深的。我就是這樣通過倪伯伯在監牢裡得救的。倪伯伯在監牢裡，他並沒有站在一個很高的地方，把手一舉：朋友們！你們都要相信主阿，於是幾萬個人都相信主啦。倪伯伯也沒有在監牢裡和共產黨作鬥爭、鬥到底，是英雄、是好漢；不是這樣，這是謊言，沒有這個事，他只是堅持不放棄信仰。我們說話要實事求是，我在基督裡說真話，並不謊言，有我良心被聖靈感動，給我作見證。我們第二次相遇是在安徽省的白茅嶺勞改農場，在那裡我們又在一起呆了五年。相遇時我們倆都很感動，我寫了一首詩：彼此依依相見晚，主有安排難預感;本是同袍同澤人，皖地重逢敘忠悲。那時他的身體已經很差，年紀又大，步履艱難。我們住的地方，離開食堂大概有六、七十米遠。我們是住在低處，食堂是建在上面靠近公路的邊上。到食堂去打飯，要爬過兩個陡坡，過馬路。這對倪伯伯來講，根本辦不到。所以每天三頓飯，都是我幫他打，帶回來吃。忽然有一天，獄警把我找到辦公室。他問我為什麼天天幫倪儆夫打飯。我說：“他年紀大了，身體不好，兩個坡他是爬不過去的，我幫他打飯，照顧他，是應該的。”想不到這個獄警把臉一沉，對我說：“胡說，他是裝病，讓他自己去打飯，以後不要你幫他打。”這很清楚，他們是在故意刁難倪伯伯，當然我不去理會他們的警告。過了幾天，有一次我又到食堂打飯，伙房裡的工作人員對我說：獄警已經通知，誰都不能幫倪儆夫打飯，他要自己來吃。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只得回到宿舍裡，一五一十地把情況告訴倪伯伯。我知道倪伯伯是一個知識淵博的人，我叫他趕緊想辦法。我就坐在他旁邊，等他拿主意。等了很久，他終於開口，他說：“我願凡事順其自然。”我聽了他的話，大吃一驚，聽其自然，一切順從主的安排。我真是又氣又急，沒有想到他怎麼講這樣一句話。 “你不想吃飯啊？”我不想去頂撞他，只好把自己的飯分一點給他吃。就在分飯的時候，感謝、讚美主，主給我這個笨頭笨腦的人一個好主意：我本來中午是吃五兩飯，現在我可以對食堂伙夫說，今天我勞動累了，我要多買一兩。食堂不會懷疑我。我就打六兩飯，回來後，我把二兩飯給倪伯伯吃。他年紀很大，二兩飯就夠了；我吃四兩，雖然少一點，但還可以過得去。就這樣，我們兩個人每天分而食之，難關也終於渡過去了。一九七一年，有一天獄警允許我把一封倪伯伯的家信帶給他。原來信上寫著，倪伯伯的妻子倪伯母從椅子上摔下來，斷了兩根肋骨，正在醫院搶救。我一邊勸倪伯伯不要著急，一邊叫他趕緊打報告，要求回上海探親，我可以陪他一同回去。照理，當時我和倪伯伯早已刑滿，不是罪犯了。但是一九六六年，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到期的犯人一個都不釋放；按照規定，我們每年可以回去探親一次，為期半個月。我想，現在家裡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總可以讓我們回去一次罷！一開始獄警對倪伯伯說，讓我們考慮考慮。後來又說，你心臟病這麼厲害，路都走不了，怎麼回上海？倪伯伯對他們說，我可以陪他回去。獄警說，再考慮考慮，這樣一拖就拖了半個月。當我們再去問獄警時，這個監警乾脆把臉一板說：“你回去幹什麼？你又不是醫生。況且你老婆的病情現在已經好轉，我們瞭解過了。我們研究過你要求探親的報告，我們不批准。”倪伯伯一句話都沒有同他們爭辯；也不讓我和他們講道理，就和我一起回到宿舍，他默默地禱告。有人看到倪伯伯嘴唇在動，就問我：“老倪是不是在作禱告？”我說：“沒有，他是在作氣功。”後來獄警也來問我，我也照樣回答他。但是我知道，倪伯伯一天也沒有停止過禱告。終於有一天中午，我收工回來，看到倪伯伯淚流滿面，原來倪伯母去世了。倪伯伯很悲傷。我一面勸倪伯伯不要悲傷；一面鼓勵倪伯伯再打報告，要求回上海奔喪。我想這一次總該批准罷。想不到左等右等，還是不批准。獄警說：“人已經死了，你回去有什麼用？”弟兄姊妹，有誰受過比這個更痛苦的折磨麼？倪伯伯心痛阿！他要主，堅決相信主，他忍受下來了。當時他寫了一首詩：哭千聲，喚千聲，卿聲我慣聽，緣何卿不應？我看到這首詩，就在下面和道：橫報告，豎要求，奔喪人長情，奈何不批准？倪伯伯一生愛主，遭受了很大的痛苦。過了幾天倪伯伯就從悲傷中脫離出來，他的生活恢復正常，每天堅持禱告。九個月以後，他被調到白雲山，那是一個皖東的僻野。一個連路都走不動的心臟病人，一個人坐在拖拉機上巔簸著和我們分別了。三天以後，傳來了倪伯伯耗訊。倪伯伯除了在身體上遭到折磨外，他在精神上更是忍受了難以忍受的摧殘。他一生受了很多的苦，什麼也沒有得著，但是他得著了主。他讓我們透過他看到了主！他是瓦器，但是在他這瓦器裡有寶貝！

<轉貼> 蔣任這話說得是：「.....如果我是烏克蘭總統，為了國民的安全，我絕不會高調的要加入北約(NATO)、我絕不會去招惹俄羅斯，我也絕不會去出兵打烏東，我更不會讓我的百姓曝屍街頭.....。我膽小嗎?! 不是、是因為老百姓的生活安危決定在我的做法上 .....。」 (=)(=)(=) 前台視記者蔣任憶述他深入伊拉克戰地採訪的文章，共四篇：【什麼叫戰地...】之一看了很多台灣的新聞報導，看了很多臉書上的留言，我不得不po出這篇文章，看了會很噁心、讓你很不舒服，所以您斟酌吧...。我因為新聞採訪，去過阿富汗和伊拉克，告訴各位什麼是「戰地」、戰地有什麼、戰地沒什麼；不過這只是戰地、不是戰場，戰場會更慘。先講伊拉克吧，我從進入伊拉克境內就體會到戰地沒有「法律」！從約旦邊境到巴格達有條中華榮工處修建的一千公里公路，貫穿整個沙漠。我們開車走了16個小時，這一路上發生七次其他車靠過來逼迫我們停車的事件。我請的司機是當地人，他打過第一次波灣戰爭，他帶的霰彈槍和三盒子彈就架在前座上，他還會單手上膛，然後回頭笑著說。「Arnold!」但我已經笑不出來了，我不解的問。「難到這些搶車的人不怕被抓、沒人管嗎?!」換來的是兩雙白眼！司機和嚮導。戰地是領薪水階級的人不會上班的！不管你是警察、記者，甚至是政府官員，除非你是軍人、或是領到高薪...，不然你不會去上班的，哪有什麼「班」可上?!誰會發薪水給你!? 司機告訴我戰地還有車子可以開的就一定是有錢人！不然哪有車、哪有油？所以開車子一定被搶！「被迫停下來被搶的車，男人被殺、女人被強暴、小孩被賣掉、車子被燒掉...，所以絕不能停車！」路邊就不時會出現燒黑、冒煙的車殼，旁邊就會有燒焦的屍體，一具具，甚至還有小Baby的...。戰地和戰場上一樣，沒有法律、沒有倫理道德、沒有日常、沒有生活...；槍、武器就是一切，誰有槍、誰敢用槍，誰就是老大！當時巴格達境內還算平靜，我住在國際媒體住的五星級飯店，門口就是荷槍實彈的政府軍，我們吃住都O.K。電是樓下發電機發的，一天只有幾個小時有電，柴油味充斥在空氣中，很臭，但知道整個伊拉克都沒電，就沒有人抱怨了。沒有熱水，所有飲用水都是瓶裝水，1小瓶5美元，要不要隨你！1杯咖啡10美元，比威士忌還貴！我帶了三合一，每天在一雙雙嫉妒的眼光中參加晨報。我每天一早先帶著美金去隔壁銀行換一大袋的伊拉克幣，然後繳住宿費。不收信用卡?!當然！對外通訊都斷了，怎會有信用卡。沒有手機訊號!?當然，戰地電信公司沒人上班的！其他媒體都使用衛星電話，我沒有，就四處喀油，四處借來借去的。有天吃飯時我問了其他媒體。「來了這幾天怎麼不見當地記者？」結果換來更多雙白眼！「Jeremy，你的國家如果打仗、你還會去上班嗎?!你新聞發給誰？沒有電視台、報社上班，你還在採訪...?!」當下我覺得我像白痴一樣，在寶島出生、長大的我當然不會懂這些。很多外國記者都隨身帶槍，因為這裡沒有法律，金髮碧眼的外國人一定被搶！弄得我也緊張兮兮的，還好我的老兵司機把我照顧得好好。再講一些噁心的...，電影上常看到戰爭屍體一具具的躺在地上，但事實上不是這樣的，戰場大部分的屍體不是完整的，都只是一部分，有手、有腳、有軀幹，或是不知名的部位，更慘的是內臟流得到處都是...，那才是主要的臭味來源。人體內的壓力大於外在，所以你身上有個小洞，血會流出來、噴出來；有個大洞、內臟會流出來...，然後蒼蠅、各種蟲子就飛的到處都是。味道傳得更遠！不會有人收屍、或整理的，都打仗了誰還跟你談衛生、清潔...?! 物資不足處處有搶劫，一整天處處有槍聲、爆炸聲，不是軍人開的槍喔，是老百姓開槍的，死了活該、沒死運氣好；這就是戰地...。平時的恩怨，在lawless時就會爆發出來，特別是政治的(親美、反美)、宗教的(遜尼派、什業派)...，統統在街上解決了。戰地沒有電視看，因為一沒電、二沒電視台。沒有報紙看，誰印、誰賣啊?!所以你聽新聞說「當地報紙、或當地電視報導」多半都不是真的！戰地老百姓生活是很痛苦的，沒有食物、沒有飲用水、沒有電、油...，什麼都沒有！所以不要相信「士氣」這件事，你三天沒吃飯了，會因為政府軍擊落一架敵機而興奮嗎?!你在家裡沒取暖凍個半死，會因為政府軍俘虜敵軍而高興嗎?!千萬不要把平時的價值觀、道德觀用在戰時...。記住！戰爭後的報復與虐待比戰爭時還殘酷的喔！戰爭輸的一方是沒有任何價值和權利的，很殘忍的。回台灣多年後我都還會被戰地的景像嚇醒，我也常會夢到那噁心的屍臭味...。我為什麼鼓勵年輕記者去現場採訪，因為你才知道什麼是事實，而不是被西方媒體誤導，人云亦云。是誰打伊拉克的？是美國人。為什麼？因為美國說伊拉克有大型毀滅性武器。武器在哪裡？不知道，因為一直到今天都還沒有找到那武器...。【什麼叫戰地...】之二在伊拉克除了住宿的五星級旅館外，我最常去的是伊拉克新聞局；但、我來自台灣，和伊拉克沒有邦交，照理說我其實是非法入境的。但、我在約旦下了功夫...。在約旦也是一群記者住在一起，等混熟了就無話不聊，我注意到幾乎每天都有記者要去伊拉克，我們都會半開玩笑的在樓下「歡送」要去戰地的記者。這時的伊拉克已經快要開打了，所以並不歡迎其他國家的記者入境，特別是東南亞的記者，因為這些國家都是小國，看待伊拉克問題就像看連續劇一樣，別人吃麵、你在旁叫熱...，就算採訪、報導了新聞也起不了什麼作用。我也同時注意到歡送走的記者當天晚上就又回旅館，於是我們又半開玩笑的「歡迎」一次；一、兩天後他就悻悻然回國了...，然後又有新記者來。我會請被「請回」的記者喝咖啡，聊他被拒絕入境的過程。漸漸的我知道要入境伊拉克絕對不能走機場，那裡的海關看多了，三兩下就把你趕走。我發現約旦與伊拉克的邊界有個小關卡，那裡有駐軍，但水平不高就是了。從文化上看這兩國：約旦和伊拉克，其實他們是兄弟之邦，不是號稱、而是真正的兄弟。但強勢的哥哥搶走了歷史悠久的伊拉克，把中東唯一不產油的約旦給了弟弟，約旦不但不產油，它連水都沒有，約旦窮得要命，所有資源都靠哥哥伊拉克無償供給。約旦和伊朗一樣，都曾經是中華民國的盟邦。這樣的歷史讓伊拉克人不是很看得起來自約旦的任何事、任何人，這包括我在內。我也常去伊拉克大使館附近「閒晃」，那裡真的很恐怖，我第一次去時腿都嚇軟了，很多位人高馬大的伊拉克軍人穿著全身的黑袍，身上掛著衝鋒槍，殺氣騰騰的，站在大使館門口盯著來往的行人看，臉上毫無笑容。但是他們越氣燄高張、我就越能搞定他們，表示他們沒把我放在眼裡...。果然一個星期後我就拿到「人肉盾牌」(Human Shelter)的入境簽證。什麼是「人肉盾牌」？第一次波灣戰爭時伊拉克軍人常把外籍人士關綁在水庫、機場、軍事重地...，讓盟軍不敢轟炸。我一方面拿著人肉盾牌的簽證，但我也要小心入境後不能被人肉盾牌組織的官員抓到。我很慶幸我在申請戶照時有兩個英文名字。在旅館有人來找我，我一概否認我就是那位人肉盾牌。即使如此，我還是進不了伊拉克新聞局啊！我就在新聞局外觀察，發現有三組亞洲記者進出，我分別假裝不期而預與他們打招呼，得知他們是日本、大陸，與韓國記者。在台灣大家都說我長的像韓國人，所以我選定了韓國組合，隔天在門口我又「巧遇」他們，幾句簡單的問候引起他們注意，我就假裝一邊有說有笑的「一起」走進新聞局，門口警衛對我們黃種人顯然也懶得問了。一進新聞局問到去處，我就衝上樓頂，找到路透社的帳篷，借了衛星電話速速撥回台灣電視公司報平安，同時也展開我的伊拉克幾天的採訪工作。當時怕不怕？我怕死了。但總經理在我出發時跟我說。「沒關係，安全最重要，能不能進戰地沒那麼重要...。」聽到這裡我就火了，如果我要、沒有我做不到的！總經理可以不懂新聞，我不行！就算是戰地、我拚老命也要進去。因為之前我已進過阿富汗了。現在回想那時真是年輕不懂事... 【什麼叫戰地...】之三我初進巴格達市時還沒開戰，然後天氣還好，每天都有太陽，雖然是冬天，但不太冷。而隔壁的約旦才剛下完百年最大的雪，雪深及胸，約旦安曼市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我從旅館陽台向遠望可以看到天際的地平線，其間有很多一條條的黑煙，由下而上，似乎連接了天和地，嚮導告訴我那就是煉油廠。伊拉克的石油蘊藏量豐富，而且現代化開採，幫這個有兩河流域文化的國家成為中東最富裕、最進步的國家。石油為伊拉克帶來了現代化，也帶來了毀滅...(這是後話)。但我開始工作後，天氣就變了，沙塵暴開始。沙塵暴是發生在沙漠地區的天氣現象，由冷熱空氣交互產生的空氣流動颳起沙漠的沙形成，造成空氣混濁，能見度變低。我之前在沙烏地阿拉伯見識過那種近1小時的沙塵暴，大風暴吹襲、伸手不見五指，但來得快、去得快。可伊拉克的沙塵暴不一樣，雖然也是掀起漫天風沙，但沒有疾風，所以風沙也散不去，就弄得不見太陽，什麼都黃黃的，很不舒服。每天洗澡都可以洗出一堆黃沙，鼻子裡也多是伊拉克的領土，受不了。我記性好，所以車子進出城時我都看得到、記得住武器的種類與位置。武器是戰地最明顯得象徵，你可想見昇平日子過久了的台灣人上下班時看到捷運站出口停一部大戰車、移動式防空飛彈處處都是、十字路口架了防空機砲...，都不蓋迷彩掩飾了，那會是什麼感覺嗎?!滿城市的肅殺氣氛，人們的互動中沒有笑容、不再有禮貌，對物質的概念是誰有就誰活得下去...。很可怕的耶！每個人心裡都藏了想法、每個人家裡都藏了物資。朋友?!沒有了！所以說戰爭沒有人性。我的老兵司機帶我看了很多重點地區，他也知道以美國為首的盟軍即將從東邊攻進來，他已做好我們從西邊撤走的規畫，我真感謝真主阿拉把他給了我、照顧我。戰地給你的第一印象是緊繃的氣氛，那種壓力逼得人和人會為了一點小事起爭執，這時就沒有「足夠」兩字，物資越多越好。搶案四處傳來、槍聲四處傳來，人會越來越無情、越來越殘忍。走路經過屍體就不再繞路，就捂著鼻子、眼睛不看的走過去了。美軍的A10戰機已不時出現在空中，我知道它們是為伊拉克戰車來的。表示美軍已從東邊進軍了，轟炸聲已由遠而近。我常半夜被爆炸聲驚醒，看到老司機坐在窗台凝視外面，他不是怕、而是難過，這裡是他的國家，他的國家正被不要臉的美國軍隊入侵。「90年是我們的錯，我們攻擊了科威特...。」他會難過的跟我說這些。看著他泛淚的眼睛，難以想像兩週前他開著他黃色的雪佛蘭計程車來應徵司機時，他告訴我的嚮導說他不會說英語，我當時想：也好，這樣他就不會知道我和嚮導在說什麼了。入境伊拉克的第一個晚上他帶我們去吃飯，為了感謝他、我敬了他幾次酒，他也許喝了酒很感動吧。在我的嚮導去上廁所時，司機竟然問我。「Do you think there will be a war?」我愣在那邊。「I have family...」然後我看到嚮導也驚訝的站在桌旁。這就是戰爭，它讓人不再信任人、即使是你身邊的人...。幾天後我決定離開了，我是人肉盾牌咧，我得更小心點。於是選了個清晨我們悄悄的上車離開，同樣的路徑回約旦，但延途看到很多武器都已被炸毀，不管是地上、或牆上都有一塊塊黑色的爆炸痕跡。特別是海珊的大皇宮，來時清楚的看到牆頭上的砲陣地，現在都沒了，院至牆上的士兵也都沒了。司機說海珊已跑掉。經過關口時我又緊張了，這時的伊拉克已是處於戰時，關口的士兵從辦公室移到外頭，人人身上都掛著步槍。搜身變得更嚴格，我出發時把路透社攝影記者幫我拍的內容都存在Betacam拍帶，我把它藏在行李箱的夾層裡。當軍人拉開我所有行李拉鍊時我嚇壞了，心裡後悔為什麼要把拍帶帶出來，但為時已晚，行李被打開，先看到裡面有兩條煙，軍人立刻哇啦哇啦叫了起來，很生氣的把我的煙丟到地上。只見嚮導一直在旁陪笑臉，說著我聽不懂的阿拉伯話。後來他撿起一條煙放回行李箱。離開時我臉都白了，水平不高的軍人會很殘忍的。嚮導云伊拉克政府已宣布因為打仗，所以所有物資都不可帶出國。嚮導騙守軍說我來自很窮的國家，覺得伊拉克香煙好抽又便宜，所以他賴皮回一條煙...，我上車時幾乎癱軟在座位上。回到約旦後昏睡一天一夜，醒的時候就喝可樂！那是我最喜歡的飲料啊！下午有人來敲門，兩位美國人，是美國軍事情報局的人，我一開門就很機警的說我剛睡醒、需要咖啡，所以我們下到一樓咖啡廳聊，我不想讓他們看到我房裡的拍攝帶。他們帶了地圖，要我說出延途看到的武器、陣地和大致位置。我才不想告訴他們咧！此時我已從國際媒體知道美國是因為伊拉克不願把石油開採權給美國、而是給了法國，所以美國以「具有、並會使用大型毀性武器」為由對伊拉克開戰，並且第一個要求法國加入「盟軍」，可惡的美國人！在軍情局帶來的地圖上我胡亂的點了幾個地方，並告知我看到的武器都被摧毀了。我常在想我的那位司機現在如何了，他和他的家人還好嗎?!伊拉克一直到今天都還是戰地的...。【什麼叫戰地...】之四從約旦回台灣後我自忖我是全台灣最快樂、最感恩的人！為什麼？因為我剛從伊拉克戰地回來，我看著我的家人平平安安，快快樂樂的在台灣生活著，沒有戰爭、沒有危害。我早上騎著機車去公司上班，沿路除了有馬路三寶外，路上沒有防空飛彈、辛亥隧道兩端沒有機關砲、路上沒有荷槍實彈的軍人，最重要的是路邊沒有死屍！放眼望去，台灣就在一片祥和氣氛中，路人有說有笑，大家對未來充滿了希望...。這是多美的景像啊！回到公司上班，除了報帳要我的命外，其他一切都是美好的！我的老長官白詩禮，他從一樓業務部跑來看我，不誇張，他真的是跑來看我的。他來到我座位旁，什麼都沒說，就是端詳著我，他的眼神就明白的說。「你好嗎?!辛苦了...。」我非常、非常感動白長官的舉動。但不是每件事都很高興；在我進入伊拉克新聞局樓頂上回報平安進入戰地時，外交部正在舉行例行記者會，針對各媒體要求外交部與伊拉克交涉讓台灣記者入境採訪一事，部長親自解釋台灣與伊拉克沒有邦交，所以台灣記者是無法進伊拉克的。而正當部長解釋時，一旁的電視的跑馬就是「台視記者蔣任已進入伊拉克...」，這個跑馬就像當場打了部長一巴掌，事後外交部「線民」告知，部長臉色很難看的離開記者會...。然後有記者猜測是因為台視已綠化，所以外交部私下幫蔣任入境...云云。沒想到我的入境伊拉克採訪竟讓部長無光，更讓我公司總經理被人念了...，真TMD！回國後我奉命陪同總經理赴外交部「拜會」，我當然知道就是去賠罪的。我其實思考了很久要不要拒絕出席。去了、覺得自己犯賤；不去、讓總經理臉上無光，連自家記者都管不住...。左思右想，比在入境伊拉克還猶豫！最後我還是去了，自我說服的理由是：該有的驕傲我都有了，分一點給老總吧。好事一樁淪落成各打50大板，會面改成部長請吃午餐，我則準備了一張10,000元伊拉克紙幣送給部長當紀念。那餐吃得好痛苦，三人一桌沒話說，說什麼都不對...?!說採訪成功、那就傷了外交部長；說採訪不成功、那就傷了我...。索性什麼都不說，專心吃飯，哈哈哈！喔，說到幣值，1990年前1伊拉克幣等於33美金喔！等我去採訪時1美金等於1袋伊拉克幣！由於沒有黃金，鈔票是影印機印的，當地人都戲稱這些伊拉克幣是壁紙了。我比所有沒經歷過戰爭的台灣人更珍惜現有的一切，千萬不能有戰爭，戰爭一起，什麼文明、進步、歷史...都沒了。也不要去挑釁強國，那個後果是要老百姓承擔的。從伊拉克回台灣後我幾乎不與人談在伊拉克看到的事，那不是一個健康國民應該看到的！戰爭、屍體只會在我的夢裡出現，那就夠了，噁心、殘酷、人性...，Shit！但如果我是烏克蘭總統，為了國民的安全，我絕不會高調的要加入北約(NATO)、我絕不會去招惹俄羅斯，我也絕不會去出兵打烏東，我更不會讓我的百姓曝屍街頭...。我膽小嗎?!不是、是因為老百姓的生活安危決定在我的做法上。但、我不是烏克蘭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