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過中年,會發現一個真相:“人生是一個騙局,買車買房根本不是什麼首要任務,及時行樂也不是,這些都是慾望,是將自己對生命的希望寄託於外物之上,正確的做法乃是內求!
房子再大,睡覺不過一張床;美食再多,吃飽不過三餐。拚命追逐的目標,並非生存所需,而是慾望。真正的從容,不是擁有多少,而是心有所棲,不隨外物起伏。”
蔣勳,華人美學教父。林青霞說他“是我唯一的偶像”。他在臺北有體面的教授身份,有自己的房子,有世俗認可的一切。
可他住進臺東一座廢棄60年的老平房,不看電視,不玩手機,不社交,帶著筆、墨、硯臺、幾本書和簡單的行李,搬去了池上。不是他瘋了,是他醒得太早!
蔣勳在臺北生活了大半輩子。他是知名作家、畫家、教授,林青霞、張小燕、龍應臺都尊他為師。他的畫作在拍賣行能賣幾百萬臺幣,他在臺北有體面的公寓,出門被粉絲簇擁~
可他2014年做了一個讓所有人都看不懂的決定。他收拾行李,關了電視,停了手機,離開了臺北那些紅磚綠瓦的講座廳。他搬到臺東池上,一個台灣地圖上幾乎找不到的小農村。
他找到一棟廢棄了整整六十年的老宿舍。紅磚牆,木頭窗,斑駁的綠油漆,破敗的小院子。到處都是蜘蛛網,牆角長著青苔。
他沒有翻新,沒有重新裝修。他搬進去,只換了張床鋪,其他的一切,原樣保留。他說:“那裡就是我的童年。”
他帶的東西不多,幾支毛筆,一方硯臺,幾本喜歡的書。
他的行李箱沒有裝什麼值錢家當,裝的全是閒情。
屋裡沒有網路,沒有電視機。他推開窗,白天聽到的只有稻田裡的蛙鳴和風吹過穀穗的聲音。夜晚看到的是沒有高樓的星空。
家不是越大越好,是溫度到了就好。蔣勳說:“家跟房子是不一樣的。房子再大,廚具全是義大利進口的,可兩年沒開過火。家要有氣味,要有人的溫度。”他這樣說,也這樣做。
跟農民一樣“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他過上了簡樸到極致的日子。可他說:“我覺得自己在池上好富有。”
蔣勳觀察過人開啟電視之後的反應。一拿起遙控器,就一直按,一直按,從第一臺按到最後一臺,不知道看什麼,可遙控器就是放不下來。他管這叫“電視奴隸”。
搬去池上之後,他把這個奴隸身份徹底解除了。不看電視,不刷手機,不翻朋友圈。
沒有社交應酬,沒有鎂光燈,沒有需要時刻維繫的人脈關系。時間忽然變得很多,多到可以慢慢吃飯,慢慢散步,慢慢畫畫。
他的畫室設在院子旁一間照得進陽光的廂房裡。外牆開著紫色蒜香藤,他畫下來。池上的雲飄過來,他畫下來。
田埂上的老農彎腰插秧,他畫下來。他說:“不要到最後,放不了手。人離開土地、空氣、水,才會活不下去。”
他搬到池上,不是因為厭惡城市,是他想明白了一個道理。你擁有的東西越少,你被控制的東西就越少。房子簡樸了,慾望就淡了。慾望淡了,心就靜了。心靜了,世界就寬了!
池上的人說,蔣勳來了以後,經常一個人坐在稻田邊發呆。一坐就是一個下午。他不是無聊,他是在發呆中跟自己重逢。他捨棄了半生積攢的光環,換回了靈魂的鬆弛!
蔣勳說的最多的一句話,是:“什麼東西捨得,什麼東西捨不得。不要到最後,放不了手,很痛苦。”
他親眼見過。城市裡的企業家朋友,住幾億臺幣的豪宅,卻整夜整夜睡不著。帶他去吃最貴的餐廳,兩個廚子伺候他一個人,可他吃不出飯菜的滋味。身體的病痛全來了,精神也被壓垮了。為什麼?
因為他放不下。放不下公司股價,放不下別人對他的評價,放不下那些根本不需要操心的“外物”。
蔣勳在池上看到的老農民不一樣。農民沒住豪宅,沒開好車,可他們吃得下飯,睡得著覺。
他們不講什麼人生大道理,只是說:“今天太陽好,該曬穀了。”
蔣勳在池上,跟著農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最簡單的生活條件下,重新找回自己身體的自然秩序。
他不是教人躺平,是教人看清,什麼東西值得你用力攥著,什麼東西早該鬆手。
他在院子裡畫牆上的蒜香藤,畫了一下午。畫完了,太陽快落山了。他放下筆,走到田埂上,看晚霞從他眼前飄過,然後消失。
他在書中寫過這樣一段話:“夕陽的光照在稻穗上,我看到穀粒在風中輕輕搖晃。那一瞬間,我忽然覺得,自己不需要擁有一粒谷。我只需要看見它們活著,就夠了。”
你不會覺得他窮,窮的是我們。2025年6月,蔣勳的好友蔡瀾去世。蔡瀾是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美食家,電影人,作家,活得灑脫,走得體面。
很多人在問:蔡瀾的葬禮什麼時候辦?在哪辦?誰來扶靈?可家屬發了一紙說明:“不設靈堂,不辦儀式,遺體火化後海葬。”
這是蔡瀾生前的遺願。他說:“死後不要讓任何人來看我。想我的人,去吃一頓好的。不想我的人,不必勉強。”
蔡瀾這一生,吃過最好的館子,喝過最貴的酒,交過最多的朋友。到頭來他發現,這些都沒必要帶走!
甚至連一個追悼會,都是辦給活人看的。他要的是乾淨。來的時候沒帶來什麼,走的時候也別留下什麼?
處世大講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