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給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在一個古鎮上，有位名叫李隱的商人。他低調神秘，平時只經營著一家平凡的小店，生意也不算興旺。但李隱的商業智慧深不可測。他總是默默觀察市場，預見哪些商品即將緊俏，然後在低潮時悄⋯⋯

被取消的航班 2018年的一天，我從洛杉磯回國，乘坐凌晨一點的國航航班，馬上要登機了，我站在登機口。突然，廣播通知，飛機上的一個小燈滅了，由於找不到原廠配件，所以飛機停飛。我的天，竟然有這種事情！深更半夜，幾百個乘客走東撞西，呼啦啦跟著跑到這邊，又呼啦啦跟著繞到那邊，驚慌失措。突然有人高呼：“去拿行李。”於是跑到堆積著湧出的傳送帶上尋找自己沉重的箱子。隨即又是排隊，男女老幼黑壓壓地像呆鵝一般,排在不朝前移動的隊伍裡。極度疲乏委頓的一張張臉，沒有希望的等待，不知多少個時辰，終於把太陽等了出來，天際線一抹光明。忍無可忍，我走到最前面的櫃檯，問工作人員如何改簽最簡單？她拿過我的護照和機票仔細看了看，說最簡單的方法是你坐今晚同樣的航班，現在就給你定好同樣位子。我點頭同意，然後叫了出租車離開。夜裡，又返回機場，重複了前一晚的活動，檢票，過安檢，到休息室喝咖啡……,但這次終於上了飛機。我走進機艙，立刻就後悔了，因為這種型號的飛機所有的位子都是雙人的，我則習慣坐單人的位子。我的座位靠窗，旁邊靠過道的座位上已經有人，是個長相斯文，外表五六十歲的美國男人。我走到那一排停下，他立刻就站起身來，幫我把手提箱放進上方的行李艙，並讓我進入坐下，我表示了感謝，雙方無話。這番折騰令我疲乏至極，我跟空中小姐要了一杯白水，吃了片鎮靜劑，並告知不要叫醒我用餐，然後就面朝里面，試著蒙頭睡去。沒多久，我醒了，睜開眼，發現旁邊的男人在讀書，他開的是閱讀小燈，還用枕頭把射到我這邊的微弱光線擋住，很少有這麼細心的旅客。我坐直了身體，轉頭看了看他，問：“去北京嗎？” 他點頭說是。 “第一次？” 他笑了。 “這是今年的第12次”。 “喔！”我驚嘆道。 “做什么生意需要這麼頻繁？” “醫療設備。” “那可是熱門生意，不過你看起來不像個商人。” 我有點調侃地說。他笑了。 “我是個醫生，腦外科手術醫生。” “啊，肅然起敬。” 沒話找話，我又說：“我也曾經認識一位腦神經外科醫生，哈佛畢業的。” 他迅速瞥了我一眼，眼神似笑非笑，一絲狡黠，我突然覺得熟悉，想不起在哪裡見過，怔了一下。 “哈佛畢業的腦外科醫生我也許認識。”他說著拿出一張名片遞給我，我接過來湊近去看，又把名片放得遠一點，仔細地看上面的名字。我使勁兒眨了眨眼睛，去皮包裡找到眼鏡兒戴上。名片上明白地寫著：約翰艾德勒 John Adler 哈佛醫學院畢業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教授，我呆住了，驚得心臟都要蹦了出來。我轉過頭，無顧忌地凝神盯著他。藍眼睛，沒錯，金發，沒錯。不同的只是……, 臉上的皺紋。歲月無情，惆悵之情在我心中漫起。他此時也微笑猶疑地轉頭看我。 “怎麼了?” 我輕嘆了一口氣，“沒事兒。” 沉默了好一會兒，我說：“你肯定認識他，因為他就是你。” 劇本的伏筆 1991年，我參與創作了十集大型紀錄片《太平洋世紀》，該片獲得了當年的艾美獎，製作人是兩次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獲得者亞歷克斯吉布尼。影片剛剛殺青之際，製片人亞歷克斯問我：“你知道比爾·莫耶斯嗎？ “哦，當然！”我答道。 “美國最著名和最受人尊敬的電視評論家。” “我向他推薦了你，他要為PBS（美國公共電視台）拍一部關於中國醫學的電視系列片，劇組急著要見你。”亞歷克斯說。第二天，我就飛到了波士頓，住在這部即將要拍攝的片子的製片人艾麗絲女士的家。記得當地天氣悶熱潮濕，艾麗絲廚房的台子上堆滿了世界各個地收集的咖啡杯子。我趴在客房的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看莫耶斯主持的著名節目。艾麗絲說，和別的組員約好了一起到波士頓市中心吃晚餐。艾麗絲開車在很窄的街道上繞來繞去，好不容易停下車來，停車費比洛杉磯的還要昂貴。我們走進一家燈光很暗的講究西餐館兒，看見兩位穿著正式的男士已經坐在那裡等候。大家彼此相互介紹了一番。稍高一點兒的男士名叫大衛，是個猶太人，外形特徵很明顯，紳士派頭十足，小鬍子修剪得精美。大衛是哈佛醫院的醫生，也是我們要拍的紀錄片的醫學顧問，他曾研究中醫，多次去過中國。接著，大衛介紹了他的同伴：約翰艾德勒，腦神經外科的手術醫師，曾是他哈佛醫學院的同學。約翰金發碧眼，皮膚白皙潔淨，長相非常聰敏，類似小說裡的哈利波特。他說話機智幽默，常常引得我們發笑。艾麗絲簡單講述了行程安排和拍攝計劃，她派我提前兩週去中國做籌備工作，我和大衛交接了一下，了解了所要接洽的單位，醫生和病人，還有拍攝地點以及所需要的一切事宜。閒談時我問約翰去過中國嗎？他搖頭。但他又馬上說他的祖父曾在遙遠的年代跟遙遠的中國做過生意。大衛笑著調侃說：“約翰可不是一般人，他絕對是個夢想家！” 約翰有點羞澀的樣子，但眼神迅速狡黠地一閃，遂神采奕奕地反唇相譏。從我旁觀者的眼光看，他們是競爭者。這就是我跟約翰艾德勒的第一次見面，乏善可陳，他和我們要拍的片子沒有任何交集，只是偶爾參加了我們的晚餐。儘管離開時，大家都客氣地說，一定後會有期，但隨著時間的流逝，彼此也就淡忘了。沒想到，二十多年後竟然在飛機上重逢，如同電影中的情節。我覺得好笑，又有點悵然，老天可真是幽默，時不時來點這種，調節生活的乏味。夢想家的邏輯接下去的情景。大家可以自由發揮想像力，儘管這算不上什麼奇緣，但足以令我們二人激動興奮了一陣。他說難怪覺得我很面熟兒，但不敢冒昧詢問，因為亞洲人看起來很相似，就像在中國人眼裡的老外，長得都一樣。他還一再地告訴，當年在PBS看了我們的片子，記憶猶新，非常喜歡，內容比我還熟悉。他談比爾莫耶斯，談大衛……, 我打斷了他，說如果昨晚的飛機飛走了，就不會出現今天的巧遇，飛機不飛，估計就是為了這冥冥中的緣分。平靜下來後，我問他，大衛曾說你是個夢想家，夢想實現了嗎？他微忖了一下，篤定地輕輕點點頭。 “快實現了。” 他告訴我這幾十年來，他主要只做了一件事，發明了一種射波刀，已經試驗成功了，在美國，歐洲，日本，韓國，中國等地治療上百萬的病人。他還用此機器人給史蒂夫喬布斯做過成功的手術，延長了他幾年的生命。我請他用老百姓聽得懂的語言描述一下。他想了想說：射波刀是非侵入式地手術，換句話說，就是動同樣的手術但不需要切開病人的身體，用射線切除體內惡性和良性的腫瘤。手術時間短暫，無痛苦，安全性遠超出傳統手術，且沒有恢復期，做完手術病人立刻復原。他最近還發明了專門做腦部手術的機器人ZAP-X，第一台安裝在美國，第二台安裝在了中國北京的301醫院，已經馬上完成中國政府要求的臨床試驗。他頻繁去中國的原因就是為了演示，講課，培訓及一切有關的事項。他又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比如腦外科手術，人腦的精密使得手術很容易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狀況，ZAP-X就是專門為治療頸部以上的腦腫瘤發明的，此機器人極精準，由電腦控制，比他過去的射波刀在技術上有了質的提高，設備體積小，容易安裝，價錢合理，目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設備，是本世紀醫學界革命性的突破。我說：“這聽起來太不可思議了，你的意思是切除腦腫瘤不用再開顱了？” 他點頭。 “真的嗎？”我又問。他笑了，又點頭。 “真的。” 你太厲害了！大家都知道嗎？為什麼來中國？我有點激動。因為中國的腦腫瘤病人最多，有些特殊的地區，比如中國的東北，腦瘤發病率非常之高。是的，我曾經有個非常好的員工，想起來就讓我很難過。我的那位員工，他少年時住在東北，後來患了腦膠質瘤，動完手術大夫都沒有把他的腦殼合上，為了下一次復發時再度手術。後來他過世了。我說。約翰說：“99.9%的病人還不知道ZAP-X，目前這是全球最先進的醫療技術，需要一個宣傳和教育的過程，需要時間，因為這不僅僅是技術問題，還牽扯無數其他的因素，比如，它將改變固有的醫療生態鏈，這是最難的，因為無數醫患間的利益盡在其中。但無論如何，它都是人類醫學的方向，就像是電腦互聯網會改變人們的生活，亞馬遜會改變實體店，奈非會改變好萊塢院線。他拿出手機，找出ZAP的照片給我看，那是一台非常夢幻閃著深邃紫光的半圓形設備，照片裡設備的旁邊還站著四個人，有當年的時任美國總統，約翰艾德勒，郭台銘和軟銀的孫正義。我驚嘆地說：“ZAP看著很漂亮啊，你是如何發明的？太不可思議了！” ZAP絕對性感，她很性感。約翰毫不掩飾自己的自豪，就像在描述他的愛人。他很平和地接著說：“開始時只是個想法，然後就去做，從ABC的第一筆做起，一點一點，一步又一步，幾十年，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 就是這樣。嗯，夢想……,一年救治400萬個病人，那就是我的夢想。我沉默了，不知自己能說些什麼，語言在此時顯得蒼白。清晨5點50分，飛機降落在首都機場。分開前我倆互加了微信，留了電話號碼，彼此叮囑不要再斷了聯繫。我看見有人舉牌來機場接他，他走到出口時還回頭跟我揮了揮手。當天下午5點鐘左右，我在公司開會，突然收到了一條短信，是約翰發過來的，他說他在首都機場等飛機，晚上飛回美國矽谷。我回复說你的節奏也太快了吧，我還準備倒完時差，請你去大董吃北京烤鴨呢。中產階級的本色晚上回到家，我在互聯網上查看約翰艾德勒的信息，得知他原來是個名人。約翰艾德勒，他不僅是頂尖的腦神經外科醫生，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榮譽教授，是射波刀機器人的發明家，是美國《 Cureus》醫學科學雜誌的主編，是個創業公司的創始人，是ZAP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而且，他還永遠努力渴望做一個正派的好人。看他有如此多的職位，覺得這人活得可真累，太不好玩了，最好不要跟他做朋友，人生苦短！我總是好奇，人類歷史上這些天才們都是如何被造就的？我連做好一件小事都覺得困難，可你看看他們：達芬奇，他不僅是著名的畫家，雕刻家，音樂家，數學家，解刨學家，甚至還會造大砲打仗。再看本傑明富蘭克林，他不僅是印刷工，作家，出版商，科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外交家，還是美國的開國元勳。更過分的是那些跟咱們同時代令人眼花繚亂的喬布斯和馬斯克們，簡直就是上帝派來的外星人。毋庸置疑，艾德勒也是他們這些奇人中的一個。不過，艾德勒沒有那麼遙遠，他觸手可及，你問什麼簡單幼稚的醫學的問題，他都會迅速地回复你。當我查到了他在2009年秋天寫的一篇案例文章，講述了他發明射波刀的過程，仔細讀完，被深深地觸動。他的研發過程一直短缺資金，四處籌錢，不僅掏空了自己的口袋，還掏空家人，朋友和同事的錢包。無數次地面對失敗，面對冷落，面對承諾的背叛，更甚之的還有被羞辱，被他人稱為愚蠢的艾德勒。但他沒有放棄，一生一世地堅持，真是有鐵一般的意志。文章裡總結的那些教訓和反省文字，讀來令人莞爾，但也有點心酸，因其毫不遮掩的誠實： * 創業時不可能做好所有的準備，冒險精神和天真不一定是壞事。 * 儘管機會多是留給準備好的人，但運氣更重要。 * 當生活給你檸檬時，你就擠檸檬水。 * 不要低估三個F：朋友，傻瓜和家人（friends, fools and family）。 * 乞丐無權選擇，但要提防失去價值的交易。 * 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壞的準備。 * 時間不會等待。 * 堅持你的所愛。後來我和約翰常常隔著大山大海地在空氣中聊幾句。我說讀了他的段子，讓我想到了本傑明富蘭克林，尤其是那句“如果你不能用才華說服他們，就盡量混過去”。說完，我樂，他也樂。他說富蘭克林是他心目中的英雄，在哈佛上大學時，他曾獲得富蘭克林獎學金。他還說，自己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高中畢業全憑個人努力考進了哈佛大學。從年輕時我就一直想弄明白到底什麼是所謂的美國精神，什麼是美國社會的基本價值觀？我仔細地多遍地研讀過富蘭克林理論，老實說，覺得特小兒科。他的那些窮查理格言就類似是中國給孩子讀三字經：“香九齡，能溫席；融四歲，能讓梨”之類的人倫義理，跟中華傳統文化的道德觀一摸一樣，是普世的。他說的都是絕對實用主義的大白話，讓中產階級通過勤儉，奮鬥，誠實，幫助他人，算小賬，賺錢，致富，從而進入精英階層，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他不懼威權，相信社會階層的流動性，而非固化。美國的精英階層由兩部分不同人組成，一部分是含著銀勺子出生的有世襲背景的上流社會，另一部分則是以富蘭克林為代表，通過自我的努力工作獲得成就或財富而進入精英階層的成員。過去兩三百年的文學作品中，不乏有嘲諷後者庸俗化的美國佬新形象，這些中產階級學會了精英們高雅的談吐舉止，也保留著工人階級的勤勞本質。我是一個學藝術，並受浪漫主義影響極深的人，從很小的年齡起就推崇情感，追求精神的高貴呼喚，所以富蘭克林這種缺乏激情，過於平淡，鼓勵人們追求財富，精打細算的那種“老婆孩子熱炕頭”，完全沒有英雄氣概的哲學，對我根本沒有吸引力。可你敢說這些智慧超凡的科學家，政治家們不夠深沉嗎？儘管他們的價值觀簡單到了令人感覺是世俗的膚淺，哪裡比得上咱們中國文化里諸多夫子們那些高深和話中有話的奧秘，更談不上去比較歐洲哲學思潮中各種精湛崇高的理論了。然而，就是這種具有鮮明中產階級特徵的樸素實用主義被推崇備至，形成了坦然自若的美國精神。用我們的俗語說，就是本色，雙腳牢牢地踩在地上。他們少了貴族的清高和傲慢，更加包容，對待社會問題開明靈活，尊崇努力和奉獻精神。就像很多好萊塢大片裡刻畫的那些人物，他們都是極普通的小小老百姓，過著最簡單的生活，嘴裡不會說大道理，更不高貴，他們低調，甚至被忽略，但在各種危難中，他們往往會挺身而出，釋放人性的光輝，隨即，又消失在平凡之中。思考是毒品，一沉思就會漫無邊際…… 總之，是約翰引起了我很多的思考。醫生的責任 2020年疫情期間，我被困在洛杉磯哪裡都去不了，約翰說他也被困在矽谷，每天擔憂北京的ZAP。他邀請我去親眼看看他的設備，於是我打完了疫苗就開車6個小時去了北加州灣區。那是晴朗的一天，我下午到達了ZAP公司。約翰先帶著我參觀了各個部門，我看到的都是專注的科學家和工程師，與我熟悉的電影公司差別巨大。我還見到幾位中國員工，其中跟我交談的一位是清華大學畢業的，他用中文跟我解釋了很多原理。最後，我親眼看到了展示台上的設備ZAP-X，令人驚艷，很神奇的感覺。約翰和我在設備的旁邊留了影，我倆兒都還戴著口罩。之後，他說出去走走，於是我們就沿著海灣散步。我說你已經是這麼著名的醫生了，收入這麼高，你是為了錢嗎？為何勞民傷財給自己找這個一輩子的麻煩？他說常人很難理解腦科手術大夫每天要面對的，那時常是生與死的選擇，他經歷的最大快樂是看著病人得救，最大痛苦是目睹死亡，尤其是孩子們的死亡，真的令人心碎。有一次，他去參加一個葬禮，他哭得比逝者的親人們還要傷心，無法自已，家屬們反而不斷地安慰他。他說：“我無數次地不想再做下去了。” 我沉默了一會兒。 “現在中美關係這麼差，你把最好的設備帶去中國難道就不怕美國人恨你？中國人也同樣會恨你。” 約翰愣了一下。 “我是醫生，我的第一責任是救助病人，不管他是非洲人，亞洲人，歐洲人，還是美國人，認識不認識，對我來說都一樣的。而且，中美只是競爭夥伴，不應該愚蠢地相互仇視。” 我看著他的臉，突然覺得他怎麼這麼幼稚。我注定要做我該做的事，和金錢榮譽無關，也是對至今沒有得到最佳治療的數百萬癌症患者的責任。我統計了一下，每年差不多有三四百萬的腫瘤患者，我並不認識他們，但我確實覺得我有責任。他很輕聲地說。有人被封為英雄是因為他殺死了多少敵人；而救了多少人，甚至救了包括“敵人”的人，也能被算成是英雄嗎？我的腦海裡倏地閃過這個念頭。 “我是個最普通的人，非常不情願選擇這麼難的事，但我不做就沒人會去做。沒辦法，命裡註定的，無法推卸。實在太累了。”他又說。我問：誰是ZAP公司的投資人？ A和B輪投資人是郭台銘先生，我非常感激他。他答。我有點吃驚。坊間對郭台銘的負面新聞消息頗多，他在人們的印像中是個專橫跋扈，貪婪無情的資本家。你怎麼認識他的？ “他的弟弟是我的病人。” 他停頓了一下，“郭台銘是少數對社會有責任感的有錢人，也許他表面上不那麼溫和。絕大多數的資本家，只追逐更快地獲得更多的金錢，並不覺得他人的死活跟自己有何相干。他們隨時會違背承諾。他接著說：“我認為富人對社會有付出的責任，獲得大量金錢的人，需要真誠地付出，否則就沒有人類文明和科學的進步與延續。同意，沒有佛羅倫薩的美第奇，當代人也許就看不到今天的米開朗基羅。”我點頭。此時，我對郭台銘舉手加額。那天有微風，海岸邊開著艷黃色的加利福尼亞的罌粟州花，細細的花桿被風吹得搖弋，那動感愈發顯得漂亮。我們沉默地走，各自想著心事。約翰看我盯著那些花兒看，緊張地說你可不能摘啊，法律規定的。我斜眼瞟了他一眼，心裡好笑。最後，我說：“我幫你。” 他扑哧地笑了出來。 “你又能幫什麼？” 是啊，我又能幫什麼。我既不是有錢人，投資商，也不是科學家，工程師，說到底，只是一個無用的人。我茫然自嘲地苦笑了一聲：“不知道……” 是的，我無法為他做什麼，但他卻有可能幫助我們。天有不測風雲，萬一哪天咱們的家人，朋友，同學，親戚，老師……,不幸罹患了腫瘤，而又到了束手無措時，或許他能給我們帶來一線的希望。所以，請記住這個名字：約翰艾德勒 John Adler 2021年8月7日於洛杉磯

由於沒#標題被刪文，故重貼一次，並追加補上Q12物價與最低薪資的關係。很抱歉因為我的疏忽，以致被刪文造成各位的留言都因此消失，而未能回應所有人。 -- 最近因為一例一休和砍七天假的流言滿天飛，所以我想回應一些常見的謬論。為了避免影響到各位的獨立思考，我必須先聲明我個人是反對一例一休，並主張周休二日，以及增加勞工休假天數的。希望大家在讀完本文後，不論你原先支持與否，最終都能在思考後得到和我相同的結論。以下我將以Q&A的方式，來讓大家理解我的想法。 1. 一例一休和砍七天假為什麼是錯誤的？ 2. 台灣的經濟那麼差，再加薪跟加假會讓公司倒光？ 3. 多放假真的會讓經濟變差嗎？ 4. 放假跟加薪所造成的額外成本，足以使多數中小企業破產倒閉？ 5. 如果企業倒閉，失業率就會瘋狂地上升，大家都會餓死？ 6. 沒有老闆就沒有工作，所以我們應該要多保護老闆？ 7. 工資、工時和假期應該讓市場機制決定，政府不該插手企業營運？ 8. 台灣勞工的假已經太多，薪資也已經夠高了，再上調會不利經濟發展，降低國家的競爭力？ 9. 薪水漲了，物價還不是也跟著漲，有意義嗎？ 10. 國外雖然薪水高，但物價也高，不能拿來跟台灣比？ 11. 加薪、加假、減工時，只會給企業帶來負擔，沒有好處？ 12. 提高最低工資會造成物價飆漲？我不會用複雜的經濟學術語來搞混大家，或是給出一大堆到處查得到的資料，我只單純地用簡單的邏輯和一點點加減乘除的數學，讓大家可以輕鬆地讀完此文。 -- 1. 一例一休和砍七天假為什麼是錯誤的？不需要用複雜的經濟模型，不需要專家學者背書，一例一休的錯誤其實很明顯。請想像一個未來世界，人們過著舒適便捷的生活的未來世界。請問你在這個世界裡，看到的是什麼？是機器取代人力，為人類做牛做馬，讓人類每天只需要工作4小時，每周休三天假，賺的錢不但夠生活開支，還能買房買車跟出國旅遊？還是人類每天工作12小時，一年不僅沒有休假，賺的錢就連糊口都有困難？那麼，你再反過來看現在政府的政策，你覺得一例一休跟砍假是朝哪一個方向走？方向對了，就算慢慢走，遲早都會走到；但方向錯了，就只會走向地獄的深淵。我們的目標是讓所有人能有更好的生活、更多的假期、更高的薪水，但這必須要透過周休二日和增加假日才能得到，一例一休和砍假則是背道而馳，讓大家走向每天做到死的窮忙深淵。進一步來看，如果我們用更長遠的角度去思考休假少的問題，會發現它和低工資是息息相關的。簡單地說，兩個勞工若每個人做1.5人份的工作，就代表資方可以少付出一個工作的薪資，也代表多一個人失業。透過長期加班去扭曲勞資市場供需，會造成勞工的需求下降，而在勞工的供給不變的情況下，人浮於事，勞工的薪資就難以成長。以台灣1,150萬勞工來說，就算每人僅做1.2人份的工作，也會造成230萬人沒有工作，比台灣總失業人口46萬人還要高。若按照主計處的平均月薪$45K來算，那就是每個月讓勞工贈送$1,035億(230萬人x$45K)的利潤給資方，相當等於每人每月少領$9,000($1,035億/1,150萬人)的薪水。這也正是為什麼貧富差距不斷加大，薪資20年來負成長，在每天大家都過得很辛苦時，卻總是有土豪買豪宅名車不手軟。 -- 2. 台灣的經濟那麼差，再加薪跟加假會讓公司倒光？台灣的經濟差從來都不是因為勞動成本過高或是生產成本過高的問題，重點在於，台灣一直陷於產業難以升級的狀態。到底什麼是產業升級？其實說穿了，就是用科技代替人力去提高產能和品質，再把釋放出來的人力轉作研發跟設計，創造更多更新更進步的產品。但是大多數的台灣公司體認到的都不是這個，它們眼中的產業升級方式是砍人加工時來衝淨利，所以，台灣企業逐漸衰弱，陷入惡性循環。一例一休跟七天假的議題，就是思維模式上的爭鬥。在這個時代，產業模式已經從勞力密集，轉變為知識密集，意思是，員工的績效不再以工時為依歸，而是著重在於各種創新的想法與方式。在未來，具有人工智慧的機器人基本上可以取代絕大多數生產類和服務類的工作，而人力的價值則取決於創新和發明，或是一些軟性的技能，如領導，行銷，銷售等等。在知識型經濟的時代，員工不是勞力，而是資產。一組10人頂尖工程師工作80天的效果，可以抵上一組10人勞工8000天的勞動。人才的有效使用，會隨著知識經濟的轉型，而發揮科技上的乘數效應。但問題來了，台灣的老闆心裡想的是，那我如果讓工程師工作800天，不就賺了10倍嗎？反正肝爆了，過勞死了就再換一批，我有源源不絕的工程師可以用嘛！可是，並不是每項資產的產值跟耐久度都一樣。有些神器的可能屬性超高，但一周只有40小時的耐久度；而一些白裝屬性不怎麼樣，但一周卻有80小時的耐久度。人才是最重要的資本，你把資本當成消耗品，你就會完蛋。你不可能把神器當白裝用到爛，也不可能把白裝拿來打Boss，這是一定的trade-off。台灣的老闆想的剛好相反，他們會不斷地逼著神器做久一點，再逼著白裝做神器做的事，結果兩個都被搞到報廢了，再來說台灣沒人才，年輕人吃不得苦，都是爛草莓。而老闆亂搞後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台灣企業最被詬病的三流管理。給你最優秀的人才，你也能用成廢才，這是領導的無能，不是員工。於是有機會出走的人才跑了，沒機會只能留在原地的人才被耗損殆盡，神器都發揮不出白裝的屬性。歸根究底，是台灣的經濟過於封閉，過於保護資方。老闆可以加班不給薪、過勞不負責、請產假就開除、污染環境只繳小罰款，黑心食品罰錢關幾年就OK，更不用說普遍性地不開發票和逃漏稅。上一個世代的經營者用過時的思維，不斷地去削弱國家未來的競爭力。他們在政府的保護傘上，依託著關稅壁壘跟從未被嚴格執行的法令，過著不用競爭就能賺錢的閒適生活，就好像炒房地產一樣，買了放著就可以賺錢，啥都不用做，多好？要改變現狀，必須要逼迫老闆去改變，所以要把員工該休的假都還給他們。人力成本增加，會逼只想發懶不動的老闆去思考怎麼用科技去取代人力，就像歐洲一樣，人力貴到爆，所以大量使用機器生產，品質效果產能都提升。而被閒置的人力被投入在新資源的開發，或被重新釋放到勞動市場，公司反而能減重，提高獲利。與此同時，勞動市場也會更加競爭，人力必須要進一步地打磨自己，變成更有價值的人才，而不僅僅只是做端盤子這種業務而已。人力品質的提升，將會增加新創公司的可能，並且讓公司能更輕易取得更優秀的人才，汰換不適任的舊人，變得更有競爭力。因此，加薪和加假只會促進產業的新陳代謝，將過時和無效率的公司從市場上清出去，而不會讓所有公司都倒光。相對的，不論是公司或是勞工，都能因此而獲利。 -- 3. 多放假真的會讓經濟變差嗎？那麼，最好的方式是不是應該請政府規定每日最低工時是16小時，每年只準放一天假，再將最低工資降為每小時$1，這樣對經濟最好呢？到底什麼是合理的假日標準？什麼是合理的工時標準？什麼是合理的工資標準？合理這兩個字真的很難定義，也許是周休二日，每日8小時工時，每小時$140工資；也許是周休三日，每日6小時工時，每小時$180工資。但無論如何，就現有的統計數據及世界先進國家的勞動標準來看，我們至少都應該能判斷，以目前台灣的假日數，工時長度，跟薪資厚度是完全糟到不合理的對吧？既然如此，那為什麼多放假有錯? 事實上，多放假並不會讓經濟變差，公司與勞工之間並不是零和遊戲，勞工爽到了，公司是可以獲益的。今天一例一休跟七天假，短期看起來好像公司爽到了，勞工虧死了，但長期來講，對整個國家反而是有害無益。你累到沒力氣動會有空去交友娛樂嗎？所以空虛寂寞覺得冷，一堆社會問題發生！你累到爆會想去戀愛結婚生小孩嗎？所以生育率低，誰敢生啊？你累到一身病要不要去看醫生啊？所以健保快掛了！你累到不想出門那旅遊觀光業有錢賺嗎？所以一沒陸客一堆旅行社跟餐飲業都GG了！放假是為了促進經濟，只有利用金錢的乘數效應來提高消費，企業才能增加營收。今天你賺$1,000，但沒時間出門去花，$1,000對國家來講就只是$1,000的GDP。但如果你把$1,000拿去作按摩，按摩師再把$1,000拿去吃大餐，餐廳老闆再把$1,000拿去買書，這樣$1,000的收入，就能創造出$3,000的乘數效應！那麼，以台灣人愛存錢的個性，就算有多的錢也就是存銀行，不見得會拿來消費，這樣對經濟也不會有幫助啊！這樣的觀念是不正確的，儲蓄本身即是促進經濟發展的動能。當你把錢存進銀行時，銀行會將錢貸給企業或個人，或者是拿去作一些保守型的貨幣市場投資。你的房貸，車貸，還有無數企業貸款，都不是憑空生出來，而是儲蓄戶存進去的。因此只要提升薪資水準，可支配收入上升，即便不拿來直接消費，也會促進經濟發展總言之，如果政府只能單純地去考慮放假所帶來的產值損失，而不能考慮放假所帶來的經濟效益，那是政府的失職。 -- 4. 放假跟加薪所造成的額外成本，足以使多數中小企業破產倒閉？單純以政院版本來說，它們預估一例一休最多增加476億的人事成本，我們不用複雜的數學就用簡單的加減乘除來簡化這個問題。根據104年5月的統計全台中小企業共有1,380,000家左右，而中小企業的勞工只佔了勞動人口的78%(請參閱中小企業處統計http://www.moeasmea.gov.tw/ct.asp?xItem=13559&ctNode=689&mp=1)。 $47,600,000,000 x 78% / 1,380,000 / 12 = $2,242，換言之，對於中小企業來說，一個月平均僅會增加$2,242的成本，看起來其實不太多。與此同時，統計中的中小企業的累積年收入是$11,803,100,000,000，而$11,803,100,000,000 / 1,380,000 / 12 = $712,748，也就是說平均每間中小企業的月營業額在$712,748左右。假設這些企業都活得很慘，只有3%的淨利，$712,748 x 3% = $21,382，也就是每個月公司的股東只賺到$21,382，而$2,242 / $21,382 = 10%的淨利。這樣的計算非常保守，因為多數中小企業主如果每月只賺了$21,382，比最低工資都還不如，那他們應該去超商打工，而不是繼續開公司。即便在這樣保守的假設下，大多數的公司只是面臨淨利減少的問題，而不是死亡，更不用說多數中小企業有著逃漏稅的陋習，實際淨利最少可往上再加5%... -- 5. 如果企業倒閉，失業率就會瘋狂地上升，大家都會餓死？這個假設之所以錯誤，是因為當部份企業退出市場後，消費者的需求仍舊存在。簡單來說，今天如果7-11倒閉了，大家就會到全家，萊爾富，跟OK去買，於是其他三家超商就會開更多店，招聘更多人。企業退出市場，會為同業空出市場空間，使其得到業務成長的機會，而它們的成長則會反過來創造工作。要瞭解這樣的機制，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為什麼人力成本的提高會造成部份公司的倒閉？今天新政策一公佈，所有企業都增加了20%的人力成本，但公司A輕鬆吃下成本並遊刃有餘，可公司B卻倒了。這代表公司B本身的結構跟運作效率未能最優化，導致該公司在營運上無法與公司A匹敵。真正殺死公司B的是它錯誤的結構跟低落的效率，使得它被公司A擊殺，而不是因為人力成本的提高。假如今天是所有公司都同時死亡，我們才能說人力成本的提高殺死了所有企業。但所有公司都死了嗎？沒有！所以公司B不能怪罪政府，而是應該自我檢討為什麼自己打不贏同業。 -- 6. 沒有老闆就沒有工作，所以我們應該要多保護老闆？提供工作的不是老闆，而是市場需求。今天如果每個人都需要手機，就算HTC死了，也會有HTD，HTE，HTF等等來承接市場。這些新公司同樣會需要人力來開展它們的業務，這也代表新的工作。因此，清洗掉產業中缺乏競爭力的公司，對於消費者跟社會會有正面的幫助。它不僅洗掉了糟糕的公司，也洗掉了能力不佳或不敷使用的員工(因為優秀員工再就業很容易)。事實上，要提升台灣的整體競爭力，我們必須要先迫使被過度保護的企業主升級自己的公司，加薪加假減工時都只是第一步而已。透過提高公司的人力成本，我們可以進一步地促進產業升級，用機器代替人力。聽起來似乎有很多工作會消失，也會有很多技能不足的人會因此而失業，這些人可能是因為教育不足，或年紀大難以轉行，但就算不那麼做，當國外的機器人開始進口時，這些人仍舊會被產業所淘汰。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要大量地開放外資進入台灣，移除關稅壁壘，將缺乏競爭力的公司驅逐出市場，並讓更有效率的公司能提供更廉價的服務和產品，使得物價更便宜，消費力更強。比方說汽機車，如果我們移除高達40%~100%關稅，讓外企進來，今天大家買機車，一台就不會要價8萬，而是4~5萬；買汽車就不會一台100萬，而是一台50~60萬。省下來的錢，就會變成額外的消費力，讓大家的生活變得更富裕。是的，有些不好的公司，被過度保護的老闆會因此倒閉失業，但這對整個國家都是好事！ -- 7. 工資、工時和假期應該讓市場機制決定，政府不該插手企業營運？十多年前，Nike在東南亞外包生產線的工廠剝削員工，長時間超時工作，卻每天僅支付大約兩塊美金。與此同時，還僱用童工，並任由員工在高化學污染的環境下不受保護地工作。但很有趣的是，Nike大多數的行為在這些國家是合法的，甚至只需要支付很小很小一筆罰款就能繼續非法下去，儘管對於已開發國家的人來說，這些行為是很不道德的。那麼，按照市場機制的邏輯，每日工作超過十小時的員工日薪僅$70台幣是完全合理的，如果員工很不滿，他們可以直接離職，讓老闆被淘汰掉，而不是任由老闆剝削？而即便Nike每雙鞋能賺取數千台幣的利潤，這些工廠生產線的員工，也沒有資格要求老闆賺少一些，因為是市場機制決定了他們的薪酬和工時，不爽做就不要做？經濟及商業運作是必須被監管的，因為企業的本質是在合法的情況下，不擇手段地去贏利，它們行事的底限是法律，不是道德。因此，符合企業最大利益的行為，並不一定符合整體社會最大的利益。比方說，企業可以在災難來臨前大肆屯積食物飲水，等災難過後用數倍的價格賣給災民賺國難財。再比方說，企業之間可以聯合哄抬價格，迫使民眾用高價購買，賺取更高利益。這些行為完全符合企業的利益，但對大眾則是不利的。所以，世界上才會有限制碳排放的環保法案，會有限制獨佔市場的反托拉斯條款等等，去保護大眾的利益不被企業吞噬。台灣所遇到的勞資問題亦是如此！首先，多數公司並未遵從勞基法，不允許員工組成工會，而且存在很多法令問題如環保方面，稅務方面等等。同時，台灣有著大量的關稅避壘，如先前有提過的汽機車，讓台灣公司能不用面對外資競爭。最重要的是，台灣對於外國人士來台工作，以及外資招商上做了很多限制，讓國家成為一個外資沙漠。最直接的結果，就是人為地創造出一個對於勞工極不公平，且不友善的環境。換言之，自由市場經濟最基本的要素，”自由”是不存在的。而最鄉愿的想法”好人有好報，不道德的壞公司會自己死掉”，也不過是天方夜譚。多數台灣公司便是利用這樣的環境來榨取勞工應得的報酬，就如同Nike對東南亞勞工一樣。現在，Nike仍舊活得好好的，就像Apple跟Samsung也都有無數血汗工廠運作中，卻仍舊有無數消費者支持它們的產品一樣。 -- 8. 台灣勞工的假已經太多，薪資也已經夠高了，再上調會不利經濟發展，降低國家的競爭力？如果給假跟升薪資不會促進經濟發展，那麼不給又不升難道就會促進經濟發展嗎？甚至是保持現狀，就能促進經濟發展？事實證明都是不可能的！台灣從來都不是員工的福利太多，而是太少。美國薪資是我們三倍以上，勞工可組工會，最低薪資比我們高兩倍以上，但它仍舊是最強大的經濟體。不管是在英國、德國、法國等等歐洲國家，勞工的福利待遇只比我國更好，但我們的經濟跟科研實力卻仍舊不是他們的對手。是我們不夠努力嗎？是我們假放太多嗎？是我們薪資太高嗎？都不是！重點是生產力，而不是假日有多少或薪水有多低。生產力的提升，是靠科技，不是人力。今天你的工作如果是組手機，你就算找了100人每天24小時不眠不休地工作，生產力也比不過一條全自動化的生產線。台灣一直用製造商的角度去看經濟，除了極少數的高科技企業，多數公司都遲遲未能做到將勞力密集升級成知識密集，所以在國際市場上競爭不贏其他國家的產品，只能依賴低價搶市場。而惡劣的勞動環境正是讓不思進取的企業，利用對於勞工的剝削，來維持自己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因此增加人力成本，迫使企業改革，絕對是必要之惡。我們的國家，有著最優秀的人才，足以跟世界上任何國家競爭。但政府和業界卻只會把大量優秀人才都逼出台灣後，再到國外哭喊著要他們回去領1/3的薪水做到死來報效國家。正所謂故土難離，要是有機會，很多優秀的台灣人都想回家鄉工作。但是頂尖的工程師從教育，培訓，到實戰經驗，要投入千萬的成本；要把一個人培養到能讀出頂尖名校的MBA，至少也要千萬的投資。這樣的人才所需要的薪資，台灣有多少老闆能開出global pay請得起他們？就算請得起，又有多少的台灣老闆能夠接受員工比自己優秀，用得起他們呢？ -- 9. 薪水漲了，物價還不是也跟著漲，有意義嗎？請換個角度想，今天假設你的月收入3萬，每月有80%的收入要支付生活費，換言之，你每月存$6,000。如果薪資成長50%，而物價同樣成長50%，每月仍舊有80%的收入要支付生活費，那麼$30,000 x (1+50%) x (1-80%) = $9,000，每月存的就變成$9,000了，雖然購買力是一樣的，但實際領到的金額卻是不一樣的。而多出來的錢，你可以到國外旅遊時，在購買力更弱(東南亞/中南美/東歐/中亞)或是貨幣走跌(日本/歐元國家)的國家使用。再者，物價成長的幅度會受到進口產品的競爭而被抑制。今天假如每支手機賣$22,000，台廠因為加假跟加薪而將售價上調為$33,000，但海外的手機廠如Apple,，Sony,，Samsung,，LG,，華為,，小米等等，可能由於生產線不在台灣而不受影響，選擇繼續維持在$22,000，或者是低於50%的漲幅，來增加市佔率。也就是說，區域性的物價變動，會因為國際市場的供需而有所限制。但是，政府在調漲薪資，增加假期的同時，必須要開放貿易，引入外企競爭，通過全球化的方式來保障國民的利益，這樣薪資的成長才會變得有感。因此請將加薪跟加假當作是勞動環境改善的第一步，而不是最後一步。再者，物價的上漲，並不完全是因為成本的增加，而主要是因為市場的供需，以及資方對利潤的需求。公司會試圖把自己的商品賣得越貴越好，來爭取最高的利益，唯一阻止他們的是消費者的購買意願，以及其他競爭者的訂價。所以今天不管有沒有加假或加薪，公司都會找理由去調高售價，反正每年有2%~3%的通貨膨脹，理由總是充份的。可問題在於，台灣的公司漲價往往是用哄抬的方式，也就是一家漲，其他家就跟著漲。哪怕只增加它們1%成本的政策，它們也會漲個10%來因應，所以身為消費者的勞工受到低薪和高消的雙重夾擊，難以脫身。因此，政府不能僅僅只是加薪加假，應該要開放市場，降低關稅，用市場的力量將不良的廠商消滅，讓更便宜的商品進入台灣，使消費者能有所選擇，不受這些不良廠商的箝制。 -- 10. 國外雖然薪水高，但物價也高，不能拿來跟台灣比？既然如此，為什麼仍然有無數人想到高物價的美國工作，而不是美國人瘋狂地往台灣跑？這種說法是一個很多台灣老闆慣用的理論，但這樣思考的方式有兩個問題：第一，高收入國家並不一定所有東西都有更高的物價。比方說美國跟加拿大的牛奶比台灣便宜，西班牙的超市裡許多商品都跟台灣價格差不多或是更便宜。可是像是車子，房子等重要高單價的商品，台灣的貴卻是全球名列前茅，這才是最嚴重的問題。可支配收入因為這些高單價商品的排擠而大幅縮水，為了用台灣的薪資水準去買比美國更貴的房和車，許多台灣人不得不節衣縮食，而這些錢原本是可以用在生活支出的。民生用品的物價可以透過進口來平抑，但房地產這種重大支出，只能透過加稅、限制貸款等有限的手段來調控，這才是讓多數台灣人痛苦的主因。如果你一個月能少繳$5,000的房貸或房租，生活一定會好過很多，不是嗎？第二，今天如果在台灣月薪5萬，但在美國可以賺三倍，也就是15萬，而兩地的物價也如同樣相差3倍。同一個人假設每月花費佔去60%，那麼在台灣他每月可存2萬，但在美國他每月可存6萬。人家一個月存的錢，比你一個月的薪水還多，就算美國物價高，可是多出來的錢不會讓你覺得很奇怪嗎？如果我在美國工作20年，我就能用存下的錢回台灣，什麼都不用做就能過上40年的好日子，但你在台灣工作20年存下的錢，卻只能讓你在美國不用工作地過上4年多，外國薪水高但物價高的說法，就完全站不住腳了。 -- 11. 加薪、加假、減工時，只會給企業帶來負擔，沒有好處？這是錯誤的想法，除了先前所說的刺激消費所帶來的正面效應外，對於企業還有很多好處。首先，勞工的工作效率會上升，離職率會下降，能夠加強公司的生產力，並大幅減少公司未來僱用新人的培訓成本。再者，人事成本的增加會減少市場上的競爭者，公司能夠趁機取走空出來的市場份額，用更高的營業額來減少人事成本的衝擊，同時未來在定價上也會因競爭者的減少而更有彈性，獲得更高的利潤。與此同時，高人力成本會使產業的進入門檻變高，有效地減少新的競爭者進入市場，並且避免公司員工流入新競爭者的公司，拉走自己的客戶和資源。短期上來說，公司不可避免地要面對人事成本的問題，並重新調整人力配置，但長期來講，企業也能因此而得益。加薪、減工時、周休二日並不是一種對於員工的施捨，也不是企業單方面對員工的付出，而是在全球化與知識經濟時代中，企業必須去做才能生存的轉變。 -- 12. 提高最低工資會造成物價飆漲？首先，最低薪資的存在，是為了給企業一個起薪標準，也是為了給國內勞工一個最低的議價底線，避免他們因為資訊的不對稱而損失過多的權益，讓人就算再不會談薪資，談到的結果還是能讓人勉強過生活。比方說，一家公司知道分析師在業內的平均薪資約$30K，但他們只能開$15K去求才，但來應徵的人不見得知道$30K是平均，於是接受了$15K，因此反而拉低了業內的平均薪資。其他企業發現後決定跟進減薪，就跟漲價一樣，不見得是因為成本提高，而僅是為了哄抬價格，進而造成整體薪資向下沉淪，將非常態的薪資變成了常態的薪資。這聽起來可能有點不可思議，但其實是現今社會的常態。假設今天你是位高收入的醫生好了，你可以確定你的收入跟你其他醫生同事是相同的水平嗎？有沒有可能你的同事做的比你少，甚至學經歷比你差，但比你每月多領上千元的薪水？在你議薪時，你是否已經知道整個產業的薪資，各個醫院的薪資？你所知的薪資資訊，是否能讓你完全判斷自己的學經歷背景值什麼價碼？如果你無法保證你都知道這些資訊，那就代表薪資本身在勞工之間就是不透明的。經濟學有很多假設是基於完全競爭，或是資訊完全流通的情況下才能成立，但在現實生活中，這些假設不見得存在，一旦資訊不對稱，就會創造出套利的空間。與此同時，最低薪資也是一個保障，因為並不是所有人都像我們一樣，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到國外留學，進而就業。台灣同樣有很多人因為家庭因素，或許是天災，或許是人禍，導致家道中落而無法進修。這不代表這些人是沒有能力的，也不代表它們應該成為被剝削的對象。假設今天你發生了意外，失去了雙眼，再也無法看診，或是做高收入的工作，你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