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最硬的地方—北港高地是歐亞大陸板塊最東邊、最堅硬的地方，整個板塊厚達40公里。

矢內原忠雄早在1929年出版的《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一書就頗具洞見的指出：「嘉南大圳所促進的社會關係上的變化，乃是形成大地主的土地集中與壟斷，及促使農民喪失土地而無產化。」實際上隨著嘉南大圳的通水，沉重的水租不只造成農民負擔，也出現許多地主因為入不敷出而典當、賣子、賣妹以納水出租的新聞。像「『咬人』大圳」、「水害組合」這樣的嘲諷稱法反映地主階級對嘉南大圳事業的不滿，與抗納嘉南大圳水租運動成為重要的反對力量。（註一）由多條河溪沖積淤積而意外誕生的嘉南平原嘉南平原是臺灣最大的平原，東西寬約71公里，南北長約110公里，總面積約4,884平方公里，約佔全島面積的14％，主要區域涵蓋雲林、嘉義、臺南三縣市，另外還包括──彰化縣與高雄市部分區域。（註二）由於大多均位於北回歸線（Tropic of Cancer，其位置約在北緯23度26分14.675秒）以南，因此整個嘉南平原屬高溫多雨區，但雨量主要集中在5～10月間，之後進入乾季，直到隔年梅雨來臨。 [啟動LINE推播] 每日重大新聞通知不過在荷據、清代到日本統治初期，此地有一部分屬於「倒風內海」與「台江內海」的潟湖區，是由濁水溪、北港溪、八掌溪、急水溪、曾文溪、鹽水溪、二仁溪等溪所沖積而成的平原（代表這裡屬於土質鬆軟地帶，也是土壤液化高潛勢區）。（註三）就因為早期為河流出海口，崎嶇不平的地形讓流經此地的河流湍急，含沙量大，使得這裡大部分都是看天田與旱田，作物生長不易。（註四）為了解決缺水問題，以官方為例，1722年時擔任臺灣縣知縣的周鍾瑄（1671～1763，貴陽花溪人、祖籍江西廬陵。周鍾瑄過世後，諸羅士紳恭製周鍾瑄雕像，並將其安置於嘉義城隍爺旁，享受香火供奉），曾在此捐銀修了31處陂圳、1875年，臺灣知府周懋琦（1836～1896，祖籍安徽）也特別撥款在原有虎頭埤（因其位於大目降（今臺南新化）里虎頭山腳下，因此原名為「虎頭山埤」）的基礎上，擴大構築了虎頭埤水庫，這是清代在臺灣建設的第一座水庫，也是全臺第一座水庫，（註五）最大儲水量增加至130萬立方公尺，可供水灌溉農田面積由原來的220公頃（226.82甲），提高至500公頃（515甲）。就因為先天水利與地質條件不佳，因此從清代日本殖民初期，這裡的人口始終沒有明顯的增加。曾文溪四次改道圖。（作者提供）曾文溪四次改道圖。註六（作者提供）但日本人在1895年統治臺灣後，藉著各種調查事業，將所有沒有產權證明的土地都沒收為官有地（其中「林野調查」更使得九成以上的私有地因而成為官有地，註七），並且加重了各種租稅，民不聊生的結果，讓原本不適合大量耕作的看天田湧入了許多無處可去的貧苦百姓。臺灣平原地形、嘉南平原示意圖。（圖片來源：翰林雲端學院）臺灣平原地形、嘉南平原示意圖。（圖片來源：翰林雲端學院）日據時期頒發的保管林整理文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資料來源：同註七）日據時期頒發的保管林整理文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資料來源：同註七）嘉南平原～日本內地的海外糧倉到日本統治中期，臺灣被賦予了為內地（日本本土）增產農業的任務，（註八）日本人看上了這裡的地廣人稀與荷據、清代就開闢完成的眾多灌溉水圳與埤塘。（註九）之後由總督府撥款，委由八田與一設計施工，從1920年（大正九年）9月正式開工，到1930年（昭和七年）4月完工，總共花費54,139,678日圓（除總督府補助26,470,000圓外，其餘大部分向銀行貸款，於完工後，由受益人自1930年起，分22年還清，註十）興建完成──位於官佃溪（官田溪）上游、蓄水量高達1.5億萬噸（1.66億立方公尺）土壩式的烏山頭水庫（珊瑚潭），經由一條3公里長的地下引水道，越域引入曾文溪水。開鑿南北幹線──南幹線（經官田溪、曾文溪）灌溉──官田、麻豆、善化、新市、新化等地──即灌溉官田溪以南42,000甲的土地；北幹線（經急水溪、八掌溪、朴子溪、北港溪）灌溉──六甲、柳營、新營、後壁、鹽水、下營等地──即灌溉官田溪以北至北港溪之間的56,000甲的土地。另於濁水溪和支流清水溪興建林內等三個進（取）水口（林內第一、第二、中國子流），引濁水溪水源，再開鑿濁水幹線，總計約1,411公里的水路幹線、支線、分線水路（這還不包含7,400公里由水利實行組合開設的小給水路，註十一），由於灌溉區域涵蓋當時尚未改制前的嘉義廳與臺南廳，因此命名為：「嘉南大圳（規劃之初稱為：「官佃溪埤圳」）」。（註十二）嘉南大圳完工後，其可耕面積－－增加到約1,500平方公里（約150,000～160,000公頃，相當於臺灣耕地面積的1／6），各類農作生產量逐年增加，計達動工前的2～5倍，土地價值（耕地價值）及地租（租佃金額）亦隨之上升。（註十三）受工程影響的人口約40萬。（註十四）古代農地灌溉水源取得方式有三種，一是興建水潭、水陂與水圳。「水潭」是以人力轉（踩）動龍骨車（又稱：龍骨水車、水車），將位於進低漥地區之水引（舀）進田地。（作者提供）古代農地灌溉水源取得方式有三種，一是興建水潭、水陂與水圳。「水潭」是以人力轉（踩）動龍骨車（又稱：龍骨水車、水車），將位於進低漥地區之水引（舀）進田地。（圖片摘自──《水車故事～水車的由來》）（註十五）不過由於烏山頭水庫所供應的水含沙量過高，為避免淤積與增加供水，因此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便陸續興建「白河水庫」與「曾文水庫」來進行補救。（註十六）另外當年烏山頭水庫完成後，日本官方號稱灌溉區域可達十五萬甲，但實際供水卻不及三分之一，因此當局規定，整個灌溉區，除了糖廠之社有地外，本區全部採取「三年輪作（輪灌制）」的方式－－即「一年水稻，一年甘蔗、一年雜作」，輪作（輪灌）可以解决日本人一直頭痛的「米糖相剋」問題，（註十七）但卻使得臺灣農民完全失去選擇耕種的自由，而日本人更藉著控制水利資源，讓臺南農民全部都變成日本製糖會社的農奴，也間接的瓦解了當時風起雲湧的臺灣農民運動。（註十八）嘉南大圳林內第一取水口。（圖片摘自《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簿》）嘉南大圳林內第一取水口。（圖片摘自《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簿》）日月潭水利工程～滿足了日本人的需求，卻解決不了臺灣人的缺糧困境為了將嘉南平原改造成為支援日本內地糧倉的大型農作基地，1917年（大正六年）八田與一向總督府提出「官佃溪埤圳計畫」，八田認為把曾文溪支流之一的官佃溪（現稱官田溪）壩住，便有希望作成一個大規模的蓄（貯）水池（即後來的烏山頭水庫），而在1917年起草的「官佃溪埤圳計畫」中，最初的規劃有三個不同的選擇方案：第一案：灌溉面積75,000甲，事業費19,883,345圓。壩住官佃溪與前大埔溪，作成兩大蓄水池，引進後大埔溪（曾文溪上游）的水流，實行三年輪作制，即每年種甘蔗25,000甲、水稻25,000甲、其他作物25,000甲。甘蔗與水稻給水，其他作物不給水。第二案：灌溉面積150,000甲，事業費42,500,000圓。把第一案的區城擴大為15萬甲，實行上述三年輪作法。第三案：灌溉面積99,000甲，事業費26,383,345圓。把第一案的區城擴大為99,000甲，採三年輪作法。最後總督府採用第三案。但這個計劃因為經費龐大，遭到內閣會議給駁回。不過在1918年「米騷動事件」後引起日本政府對穩定糧食供應的重視，使得原先被否決的「官佃溪埤圳計畫」得以復活。（註十九）到了1919年10月，日月潭的發電工程開始構築，因有濁水溪的增加水量可資利用，總督府因此將原計畫稍作變更，他們將灌溉面積擴大至150,000甲，其中──利用增加的（濁水溪）水量灌溉臺南北部的51,000甲──也就是仰賴烏山頭水庫供水的土地約10萬甲、仰賴於濁水溪供水的土地約50,000甲。（註二十）當時日本人計畫在位於南投仁愛鄉武界部落（日本投降後，中華民國將其改名為：法治村）建壩攔截濁水溪上游溪水，開鑿人工引水隧道──整條穿越水社大山的引水隧道（地下水道）長達15.12公里，其中包含8處隧道、2處明渠、4處暗渠、1座渡槽（水路橋），單是隧道就長13.7公里──後在日月潭西岸水社部落附近北流之水尾溪，興建壩高30.3公尺之「水社壩」，並在日月潭西南、位於頭社盆地與水社盆地之間興建壩高19.8公尺之堰堤「頭社壩」，將這個古稱「水沙連（或稱：水社大湖、龍湖或珠潭）」──臺灣中部山區最大的積水盆地，改造為一個大型的山區離槽水庫──完工後的日月潭的湖面面積從原來的5.75平方公里擴張至滿水面積約8.4平方公里、蓄水量估計約1,830萬立方公尺，潭水最深的地方也由原本的4.8公尺增加至27公尺──如此不但可以利用高達320～400公尺的水位落差來建立當時全臺最大的水力發電廠──即日月潭第一發電所，（註二十一）而發電後的水則會被引導注入水里溪（註二十二）後再匯入濁水溪，增加濁水溪的流量，進而達到支援嘉南大圳供水的目的。（註二十三）日月潭抽蓄電廠機組採取上下池落差發電，重複使用日月潭水源，是全臺最大的抽蓄電池。早期日月潭的運轉模式為日、夜尖峰皆須利用大量放水來發電，之後再於凌晨夜間透過傳統機組發電並抽水儲能，由於總發電度數相同，發電時間較長時，機組就必須分散量能使用。（遠足文化）日月潭抽蓄電廠機組採取上下池落差發電，重複使用日月潭水源，是全臺最大的抽蓄電池。早期日月潭的運轉模式為日、夜尖峰皆須利用大量放水來發電，之後再於凌晨夜間透過傳統機組發電並抽水儲能，由於總發電度數相同，發電時間較長時，機組就必須分散量能使用。（圖片摘自──黃兆慧：《臺灣的水庫》）（遠足文化）從南投車埕車站（為集集支線的「最後火車站」）眺望明潭水力發電廠壩體（明潭水庫大壩），原位於車埕車站旁的「振昌木業」廠房已經改建為「車埕木業展示館」。（作者提供）從南投車埕車站（為集集支線的「最後火車站」）眺望明潭水力發電廠壩體（明潭水庫大壩），原位於車埕車站旁的「振昌木業」廠房已經改建為「車埕木業展示館」。（作者提供）鉅工發電廠兩條輸水管線，以上圖片摘自──黃兆慧：《臺灣的水庫》（遠足文化）鉅工發電廠兩條輸水管線，以上圖片摘自──黃兆慧：《臺灣的水庫》（遠足文化）水里溪流域位置圖。（作者提供）水里溪流域位置圖。（作者提供）其實整個日月潭發電相關工程早在1919年就已經開工，但嗣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經濟蕭條，再加上遇上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導致工程在1926被迫停工，1928年決定復工，但仍苦於資金不足的問題。1931年3月，由日本大藏省（2001年在中央省廳再編實施，大藏省被分解成為了今天的財務省和金融廳──主要負責銀行監管）負責統籌並與美國Morgan公司為代表的資本團協議，確定在美國紐約發行以美元計價的公司債（外債）後，就以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紐約支店與Morgan公司協議，順利在紐約發行年利率5.5％、償還期間40年之美金債券2,280萬元（約等於45,737萬日圓，實收41,313萬日圓，償還滿期日為1970年7月1日），（註二十四）資金到位後，同年10月正式復工，1934年6月竣工啟用，前後工期長達15年。（註二十五）由於工程的嚴重延誤，這使得1927年親自來臺考察的矢內原忠雄（1893～1961）在他所寫的《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一書中就強烈質疑整個嘉南大圳工程規劃的合理性。（註二十六） 1927年3月來臺灣實地考察的矢內原忠雄教授（前左3）與臺灣仕紳合影，（前排左起）1.鄭松筠、2.林獻堂、4.蔡培火、（後排左起）1.陳炘、2.陳逢源、3.張聘三、4.林陸龍等人歡迎他到中部踏勤。（Open Museum） 1927年3月來臺灣實地考察的矢內原忠雄教授（前左3）與臺灣仕紳合影，（前排左起）1.鄭松筠、2.林獻堂、4.蔡培火、（後排左起）1.陳炘、2.陳逢源、3.張聘三、4.林陸龍等人歡迎他到中部踏勤。（Open Museum）「日本人吃米，臺灣人吃番薯簽」嘉南大圳平面圖。（作者提供）嘉南大圳平面圖。（作者提供）前面提到，嘉南大圳在1930年完工啟用，日月潭水利工程則四年後的1934年竣工啟用，受益於多項水利工程完工的幫助，再加上1929年符合日本人口味的蓬萊米（臺中65號）培育成功，讓嘉南平原一舉成為全臺灣最大的米倉。根據總督府留下的資料：從1900～1944年左右：臺灣地區種植水稻地面積由325,653公頃，增加到600,688公頃；水稻產業則由每公頃943公斤（指脫殼後的糙米或白米的重量，全臺總產量為307,147公噸），增加到1,778公斤，但在日據時期臺灣70％農家是半自耕農與佃農。（註二十七）就如同前面提到的，因為地租的增加與戰備需求，使得這些增產的稻米基本上都輸往日本內地去了（註二十八）。而辛苦種稻的臺灣農民，絕大多數都只有照顧水稻、收割水稻的份，但卻可能連一口白米飯都吃不到、吃不起，最後就只能以番薯來果腹，因此，臺灣番薯（甘藷）的消費量逆勢成長了38％，根據1922年的一項記錄，臺灣各地農家完全以米爲主食者只有臺北、臺東及花蓮超過25％；新竹及臺中的農家約有2／3係以米爲主食而摻番薯者；臺南及高雄的農家3／5以上係以番薯爲主食而摻米者。（參見下表2）這就是臺灣俗諺謂「日本人吃米，臺灣人吃番薯簽」的由來（註二十九）。周憲文教授在他所寫的《臺灣經濟史》一書中就直言──「臺灣農民是為日本人而辛苦」──當年臺灣農民絕非「有餘輸出」，而是「饑饉輸出」。說的明白些，他們一方面以其辛苦所得的高品質蓬萊米供給日本人消費，同時自己以番薯（甘藷）果腹，並由海外輸入品質較差便宜的米糧（參見下表3）以資補充。（註三十）日據時期稻米生產及對日輸出狀況。（作者提供）日據時期稻米生產及對日輸出狀況。（資料來自──周憲文《臺灣經濟史》）（註三十一）（作者提供）臺灣各地農家主食物百分比（1922年）。（作者提供）在日據時期，除了臺灣生產的稻米必須銷往日本外，從1911年開始，臺灣生產的番薯（甘藷）也開始輸往日本。當年輸日的番薯（甘藷／番薯籤），其數量約為106公噸；但到1940年時，增加為3,817公噸，數量增加了36倍，且此時已經受到戰時運輸不便的影像；臺產番薯（甘藷）輸日最高的年度，是在1938年，那年輸日額達70,433公噸，為1911年的664倍。這些臺灣生產的番薯（甘藷／番薯籤）輸往日本，並非作為日本人餐桌上的食物，而是供日本作為製作澱粉與燒酒的原料。以上資料來自──周憲文《臺灣經濟史》（註三十二）（作者提供）日據時期輸入米之國家級數量表。（作者提供）日據時期輸入米之國家級數量表。（資料來自──華松年：《臺灣糧政史（上）》）（註三十三）（作者提供）常見的番薯與番薯葉。臺灣番薯的種植面積，1940年較1900年增加3倍，但1940年代最高產量（1941年）為1900年的8倍，這些增產的番薯主要是用於補充農家之米糧不足的問題。（作者提供）常見的番薯與番薯葉。臺灣番薯的種植面積，1940年較1900年增加3倍，但1940年代最高產量（1941年）為1900年的8倍，這些增產的番薯主要是用於補充農家之米糧不足的問題。（作者提供） 1995年版之「八田與一及嘉南大圳」紀念海報。（作者提供） 1995年版之「八田與一及嘉南大圳」紀念海報。（作者提供）結語～被「皇民史觀」刻意隱藏的歷史真相對八田與一有長期且深入研究的郭譽孚先生在他寫的《八田與一的真相整理》一文中，有一段文字是這麼寫的──「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我們這位『政治權威』兼『農經權威』，力捧八田與嘉南大圳，他是如此地欣賞著：『他規畫建造了16,000公里長的灌溉水路並設置各種導流與制水設置，由水利技師中島力男傾斜精心設計的三萬分之一角度水路，三年才大功告成，總水道長度可以繞地球半周』、『思及嘉南大圳，遠超過象徵日本戰後近代農業用水事業的愛知用水達十倍之多，不禁讓人點頭稱是。』史實是什麼？史實是我們的權威竟不知真正關鍵，並不在其大，在其水道長度，作為一紙上作業，可以慢慢計算，慢慢畫，但是問題是地質之自然條件；一是地震問題，一是土質問題，前者，我們都知道，日、臺都是地震帶，紙上作業16,000公里，只要小心，畫完很高興，可以交卷，而且可以欺騙將來的李登輝之類的官僚與學術權威，真是何其得意？！但是，每年地震頻繁的地震帶，日本學術界當然深知，所謂『三萬分之一角度水路』──嘉南一帶水中含沙量大，再加上這裡是南臺灣的地震帶，如果灌溉水道的坡度／角度設計過於平緩（過小）再加上水中含泥沙量高，就很容易讓泥沙沉澱在水道當中，而微小的地形變動也很容易造成損壞，這代表很容易造成水道而供水不足，若要維持水道的暢通，就要耗費大批人力來清淤，也就是說──由中島力男的水路設計是不適合嘉南當地地形與環境──真正的問題是，如何讓民間來維持這『三萬分之一角度』啊？八田與一敢於逼迫『真正日本人』在他們的地震帶去無償勞動地維持那『三萬分之一角度』所形成『水之網』麼──這真是八田與一苛毒的設計──它使我們臺灣農民不能不努力維護，而當時絕對不是臺灣總督府負責維護，依當時法律規定，全是我農民必須不顧一切，無論寒暑地傾力完成的工作，否則就只能以糧食出售換取現金，作為罰款…而這就是殖民體制下的臺灣產業明顯進步，但是我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在日據50年間，最高的平均死亡年齡竟然在1908年之時，還能得27.2歲，到稻米生產的高峰1938年，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竟只有23.2歲的真正理由！」（註三十五）後記：根據農復會（全名：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Sino-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1979年3月16日，農復會改組成立「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簡稱農發會）；1984年7月，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與經濟部農業局合併成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23年8月1日改制為中華民國農業部）在1950年代對於嘉南大圳的研究報告指出－－近年來所有興辦渠道內面工程中，以嘉南大圳內面工程為最大，效益亦最宏。嘉南大圳幹線渠道總長度1,410公里，其中已築有內面工（指使用水泥構築）者，僅有153公里，其餘均為砂質壤土之土渠，土質疏鬆，滲漏甚劇。根據實際調查分析該項土渠每年損失之水量，約在供水量的40％以上，給與烏山頭水庫之蓄水量相等。（註三十六）附註：（註一）參見──陳淑容、柳書琴：《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臺灣文學學報／第23期／2013.12）。（註二）關於嘉南平原地面積有很多說法，係因範圍的界定不同而異，例如中文《維基百科》之【嘉南平原】詞條中，所列之面積約4,550平方公里，其來源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5）。本文採用的是陳鴻圖教授所編撰之《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一書。參見── 陳鴻圖：《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臺南縣（已併入臺南市）文化局），p45。（註三）中文《維基百科》之【嘉南平原】除了──「倒風內海」、「台江內海」外，另外更早之前還有「笨港內海」（其內達今日北港）、「魍港內海」（今日布袋為魍港內海之島），總之這裏很多地方在荷蘭人占領臺灣時期仍是一大片汪洋與臨海灘地，其位置大約位於今日縱貫線鐵路的西側。（註四）所謂看天田，係指臺灣南部特殊土壤，利用雨季之雨水生產一獲稻米之田地。其土性甚粘，作物的根伸長至地表下0.5～1尺（臺尺，1臺尺＝0.303公尺）處即受阻。此種土壤主要分布在嘉南平原的所謂糖業中心地帶，即當時東石（在今嘉義縣）、新營、曾文、新化、新豐（以上均在今臺南市）等郡境內，若降雨適當，每甲約可收獲稻米3,500公斤，惟若降雨不均，則往往一無收獲。當時改良土質的方法就是──使用加大馬力的大型蒸氣犁進行深耕，翻土深達地表下2.5公尺，並建造農道輔助給水、排水路；大量使用堆肥、綠肥，以提高土壞中氮、燐酸等肥料之含量。另外，鹽分地的改良，則以築堤防洪、開溝排水、植防風林、防砂、去除石礫等方式改善。參見── （Ⅰ）吳文星：《八田與一對臺灣土地改良之看法》（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28期／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Ⅱ）陳鴻圖：《嘉南大圳與臺灣農業百年變遷》（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註五）參見──蔡錦堂：《虎頭埤的前世今生》（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退休教授）。（註六）近代歷史上曾文溪有4次重大改道記錄： 1823年，舊名汪溪的曾文溪因上游大洪水冲破蘇厝甲（今臺南安定），溪水挾帶大量泥沙流入台江內海，造成內海急速淤積陸浮； 1871年，曾文溪北方支流在公地尾（今七股永吉）附近改道向南，與主流會合後衝破北線尾島（今臺南四草），成為今日的鹿耳門溪； 1904年，曾文溪再次由公地尾附近轉向西流，沖毀十份聚落，經三股仔自國賽港（今臺南七股）出海； 1911年，曾文溪因大水改道，向西冲破青草崙沙洲流入臺灣海峽，成為今日所見的曾文溪。參見── （Ⅰ）《台江國家公園網頁》（Ⅱ）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曾文溪行腳》（註七）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臺灣總督府以律令第7號制定臺灣林野調查規則，對全島各廳（除蕃地外）之山林、原野97萬餘甲，依照人民之所有權申告而進行實地調查，隨後確定官有民有之區分（其中官有林地為752,993甲、民有僅佔31,200甲）。此外，於查定為官有之土地中，對於與所有權申告者「緣故關係」（即查定前即有長期占有事實者，但其提供之證據殖民政府認為不齊備或不足夠認定所有權存在）較深者則付以「保管林」之名目，而許可其貸渡（租用）。參見── （Ⅰ）王學新：《保管林設置的意義》（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中華民國107年8月28日／第173期）。（Ⅱ）華松年：《臺灣糧政史（上）》（臺灣商務印書館），p123。林野調查完成之後，臺灣有80％的土地均落入日本政府之手，矢內原忠雄先生就指其為「日本資本之征服臺灣之必要的前提與基礎工事」。參見──郭譽孚：《自惕的主體的臺灣史》（汗漫書屋籌備處），p332。（註八）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因為人口的快速增加、加上農耕技術落後、長期派軍海外（派軍至西伯利亞干涉俄國的共產革命）…等，因此一直難以擺脫國內糧食不足的問題，導致1890年、1897年、1918年分別發生三次因缺米所產生的全國性搶米暴動──「米騷動（米暴動）」。（註九）參見──郭譽孚：《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海峽學術出版社），p114。根據陳鴻圖教授的研究統計，在日據之前，此處已完成的埤圳等水利設施共181處。參見── 陳鴻圖：《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臺南縣（已併入臺南市）文化局），p66。（註十）參見── （Ⅰ）華松年：《臺灣糧政史（上）》（臺灣商務印書館），p132。（Ⅱ）近藤正己（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臺大出版中心），p196。（註十一）參見── （Ⅰ）陳鴻圖：《嘉南大圳與臺灣農業百年變遷》（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Ⅱ）古慧雯、吳聰敏、何鎮宇、陳庭妍：《嘉南大圳的成本收益分析》（經濟論文叢刊2006／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出版）。（註十二）在嘉南大圳規劃與動工之前，當時臺灣行政區仍屬「廳制時期」，1920年（大正九年）9月，臺灣行政區正式進入「州制時期（五州二廳／1920～1926；五州三廳／1926～1945）」，嘉義廳與臺南廳被取消，原嘉南大圳主要區域均被劃入臺南州內。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臺灣日治（日據）時期行政區劃】嘉南大圳組織變遷： 1919年成立「公共埤圳官佃溪埤圳組合」；1921年改稱「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1943年「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與新豐郡、新化郡、新營郡、嘉義郡、斗六郡、虎尾郡6個水利組合於合併成「嘉南大圳水利組合」，灌溉面積增至18萬餘公頃。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嘉南大圳水利組合」在1946年改組為「嘉南大圳農田水利協會」；1948年改組為「嘉南農田水利委員會」；1956年11月更名為「臺灣省嘉南農田水利會」。1975年1月政府實施健全農田水利會方案，由政府代管，直至1982年6月方案結束，恢復為農民自治團體型態之公法人。2020年10月1日，因改制為公務機關，更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參見── （Ⅰ）李宗信：《五州三廳與空間治理規畫》（作者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Ⅱ）

（深度政經分析）中國的綠色能源雄心將給世界帶來什麼代價？ 2025年9月26日《紐約時報》中文網作者：BROOK LARMER 在寮國東南部的一條偏遠山脊上，一片巨大的白色葉片破雲而出，彷彿懸在半空。葉片高聳至相當於50層樓的高度，在附近一片木屋群上方180米處旋轉著，又隱入雲中。接著又出現一片葉片，再接著又一片。雲層漸漸散開，赫然露出一排巨大的風力渦輪機，沿著山脊一直延伸到遠方。對於寮國多征地區的村民而言，這並非首次看到強大的新技術出現在他們與世隔絕的家園上空。半個多世紀前的越戰期間，美軍戰機曾在該地區投下了數百萬磅炸彈。在這個以達伶少數民族為主的地區，許多小屋的支柱至今仍用美國炸彈殼製成。今年早些時候，一位部落長老用竹杖指向村前的土路說：「這就是當年的胡志明小道。」他回憶起那條由北越軍隊修建、不斷遭到美軍轟炸的隱蔽運輸網路，「炸彈像雨點一樣落下。」昔日美軍炸彈傾瀉之處，如今豎立起中國的風力發電機。在胡志明小道的同一段，一家中國國企剛建成號稱東南亞最大的陸上風電場——在這個亞洲最貧困國家之一的一處廣闊區域遍布著133台渦輪機。耗資9.5億美元的季風風電項目於8月底投入商業運營。由中國電建承建、泰國企業聯盟運營的該項目，預計未來25年可減少逾3200萬噸碳排放。然而，所有電力將跨境售予越南，此舉雖鞏固了寮國的「東南亞蓄電池」地位，為多征民眾帶來的好處卻十分有限。幾個月來，這位長老看到渦輪機和80多米長的葉片在夜間被緩慢運送上山。他出生於一個至今仍沒有通電的偏遠村莊，對這些中國製造的渦輪機體積之大驚嘆不已。但它們的確切用途卻讓他不明所以。「我看見了，」他說，「但很抱歉，我不知道它們是用來幹什麼的。」寮國首座風電場在中國清潔能源革命中雖不顯眼，卻凸顯了這個全球最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如何在可再生能源貿易中佔據主導地位。據國際能源署數據，2024年中國在清潔技術上的投資高達6250億美元，推動了一場驚人的轉型：當前全球三分之二電動車、六成以上的風力發電機、8.5成以上的電池產能均來自中國。國際能源署去年預測，十年內中國清潔技術年出口將達3400億美元，相當於目前沙烏地阿拉伯與阿聯酋石油出口總和。兩大超級大國正背道而馳：當美國放棄對風電、太陽能和電動車的承諾——川普政府所謂「大而美法案」削減了對這三者的支持——中國正強化對可再生能源供應鏈各環節的控制。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清潔能源專家米洛·麥克布萊德指出：「清潔能源領域正在發生根本性轉變，直擊中美大國競爭核心。美國正強化其最大油氣生產國和出口國地位，而太平洋彼岸的中國正擴展作為未來清潔技術全球製造國和出口國的實力。」中國國內的變革對地球至關重要，但其境外發生的事——中國清潔能源出口的激增——可能對氣候和地緣政治產生更持久的影響。如今，相對低成本的中國綠色技術洪流幾乎湧向全球每個角落：曼谷、聖保羅和亞的斯亞貝巴的街頭滿是閃亮的新款中國電動汽車；巴基斯坦陽光普照的城市和阿根廷海拔約4000米的高原上鋪著中國製造的太陽能板；波士尼亞狹長的海岸、肯亞的平原，當然還有寮國東南部的高地，均散落著裝有中國巨型渦輪機的風電場。赫爾辛基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CREA)的勞裡·米利維爾塔分析顯示，去年中國向聯合國192個成員國中的191個出口了清潔能源技術，唯一不在其列的是中非共和國——這一數據令人震驚。無論背後動機如何——是中國製造商消化過剩產能，還是發展中國家尋求更廉價的能源安全路徑——這些出口已開始削減全球碳排放。米利維爾塔計算，僅2024年中國的清潔技術出口就將使中國境外的全球排放量減少1%。換言之，中國清潔能源出口的快速擴張每年將助力避免2.2億噸碳排放，大致相當於5000萬輛燃油汽車的年排放量。「這是巨大的貢獻，」CREA聯合創始人兼首席分析師米利維爾塔表示，但補充說，「但這距離實現《巴黎協定》目標仍相去甚遠。」 25年前，中國出口經濟的支柱被稱為「老三樣」：服裝、傢具和家電。如今則是「新三樣」：太陽能、電動汽車和鋰離子電池（或許未來還會加上第四項——風電）。中國對清潔能源的興趣最初源於對沖嚴重的石油依賴——其大部分石油需經戰略上易受攻擊的馬六甲海峽運輸。但早在2010年，一批中國領導人和學者就開始將清潔能源視為幾十年一遇的機會，既能實現經濟增長和地緣影響力，又能保障能源安全。其中有人提出，歷史上率先開發新能源技術的國家往往能夠改變全球力量平衡。十多年前，中國清潔能源企業首次開拓海外市場時，主要目標是歐美。但金融危機和日益加劇的保護主義（尤其是美國）迫使策略發生根本轉變。中國企業將部分工廠遷至海外以規避關稅——例如在印尼生產太陽能板——同時在全球範圍內尋找新市場。「中國企業的思維極具全球性，」塔夫茨大學弗萊徹學院院長、中國能源問題專家凱利·西姆斯·加拉格爾表示。「以中國太陽能企業為例，它們最初依賴出口導向型增長，待成本下降後才轉而滲透國內市場。」由於中國產能過剩導致價格暴跌——過去兩年太陽能板成本下降50%——各國爭相購買中國的清潔技術。一個附帶結果是：中國不再依賴美國消費者。據米利維爾塔數據，中國的風電、太陽能和電動汽車出口中僅4%流向美國。「在一個全球銷量年增30%的市場裡，」他寫道，「美國不過是個註腳。」最迅猛的增長髮生在發展中國家。米利維爾塔指出，過去四年中，這些國家貢獻了中國太陽能、風電和電動汽車出口增長的70%。去年，中國首次實現近半數的太陽能、風電和電動汽車出口流向發展中國家。儘管部分中國清潔技術企業可能無法在殘酷競爭和價格崩塌中生存，但這些出口趨勢預計將加速。「三年內，」麥克布萊德說，「中國產品進入新國家的速度和規模將遠超以往。」儘管佔據主導地位，中國仍難以將清潔技術轉化為軟實力。為實現這種轉變，一些倡導者敦促北京啟動「二戰」後美國在歐洲實施的「馬歇爾計劃」的某種綠色版。但迄今為止，北京採取了更狹隘、更民族主義的策略。中國企業大多更熱衷於傾銷產品和搶佔市場，而非幫助其他國家建設本土清潔技術經濟。「中國企業只會前往有需求的地方，」喬治城大學能源與環境教授喬安娜·劉易斯表示。「它們選擇合作國家的首要依據並非外交目標。」對寮國這類財政搖搖欲墜的國家而言，中國的清潔能源項目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它們提供了化石燃料的廉價替代品，成為應對氣候變化的可負擔途徑，以及在動盪世界中實現能源安全的機會。但在這些承諾背後潛藏著依賴的風險。在許多方面，寮國已成為其他國家與中國「走鋼絲」的試驗場：如何在受益於中國清潔能源的同時，避免過度依賴或深陷債務，以至於喪失自主能力？這個問題在寮國南部山區迴盪——當地的達伶族原住民如今要與東南亞最大風電場的那些旋轉的渦輪機分享他們的家園。細雨霏霏的多征鎮迎來了一位大人物——中國電建集團的老總，此行是為主持季風風電項目的竣工儀式。那是7月初，是名副其實的季風季節，項目的中方經理在鎮上的一家餐廳安排了慶功宴，這比半小時土路車程外工人主營地的食堂檔次提升不少。風電場建設帶來的資金湧入讓這個靠近越南邊境的偏遠之地一夜之間變成了「繁榮的迷你城」：新開了一家酒店、一家中國理髮店、一家卡拉OK，以及五家燈火通明、銷售不同品牌中國手機的商店。這裡甚至還開了一家川菜館，因為開張不久，店名是用中文手寫在一塊硬紙板上、貼於店外的。但小鎮最顯著的標誌是風景如畫的水庫對面山脊上那排緩緩轉動的風力發電機。當晚，中國電建集團的老總乘坐一輛黑色豐田蘭德酷路澤來到舉辦宴席的餐館，汽車的前擋風玻璃貼有醒目的紅色「#1」標籤，車牌號碼6688取普通話「六六發發」的諧音。餐廳內13名男性（無女性在場）起身迎接老闆，眾人清一色穿著白色或藍色襯衫。匆匆用完餐後，中方員工逐一站起，用寮國威士忌向領導敬酒。值得慶賀的事有很多：裝機容量600兆瓦的季風項目最後一颱風機已在4月吊裝完成，如今133颱風機的試運行也全部結束。中國電建稱，這是中企在海外建成的最大風電場，它即將正式投入運營。「恭喜，恭喜老闆！」眾人大聲祝賀。在多征鎮西南約16公里處，季風風電項目主營地建在一座小山上，俯瞰著曾經的胡志明小道，緊鄰一座新建的500千伏變電站，輸電線路從這裡將電力送往越南。這座帶圍欄的水泥建築群，與周邊隱匿於山林的原住民村落形成鮮明對比。在這個由中國電建建造的營地裡，整齊排列著數排藍色金屬頂的工廠式宿舍，這裡還配備了一個籃球場，以及許多白色的豐田蘭德酷路澤。不同於周邊的村落，這裡裝有一排排泛光燈，電力供應充足。項目建設高峰期，這裡曾駐紮著數百名員工，如今隨著項目轉入運營階段，大部分人已經撤離。公司旗幟仍在仿大理石基座上飄揚，上面鐫刻著中文：「責任與效率至上」。在寮國這個貧窮的內陸共產主義國家，中國效率體現得淋漓盡致。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約書亞·科蘭茲克稱寮國為中國的「衛星國」。中國電建僅用27個月便在一片相當於曼哈頓面積12倍的山區完成了整個季風項目。在動工前，排雷小組必須清除掉越戰遺留下的未爆炸彈。施工團隊沿森林覆蓋的山脊修建運輸道路，使中國製造的風機得以長途運抵高原。即使在風雨交加的季風季節，施工也未停止，這家公司不僅面臨工程挑戰，更需謹慎處理與當地原住民的微妙關係——因為項目所涉土地是他們的聖地。在北京「走出去」戰略的推動下，中國電建在世界各地承建了許多可再生能源項目，包括印尼的地熱電站、奈及利亞的水電站、智利的太陽能電站、巴基斯坦的風電場。然而，其在寮國的深耕程度無出其右。在過去30年裡，中國電建在寮國參與了150多個項目，其中包括60億美元的中老鐵路，以及耗資27億美元、在湄公河支流上修建的一系列梯級水電站。（這些水電項目因破壞環境、迫使100多個村落的原住民搬遷而引發民眾不滿。）中國電建幾乎以一己之力將寮國打造成「東南亞蓄電池」。該國四分之三的發電量（主要來自水電站）如今出口到泰國、柬埔寨和新加坡等周邊國家。季風風電項目所發電力通過70公里長的跨境輸電線路全部輸送至越南。寮國政府將從這筆交易中獲得外匯收入（部分通過特許權使用費），但問題在於：為了抵債，寮國在2021年將國家電網90%的控股權移交給了一家中國國企，使得中國掌握了所有通往國內外（包括越南）用戶的電力調度權。迄今為止，這些對外交易並未緩解寮國的債務或貧困。寮國農村人均月收入估計僅約18美元。分析人士指出，即便不存在腐敗，大部分能源收入也最終用來償還不斷膨脹的外債。這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原本旨在提振經濟的昂貴基礎設施項目反而讓寮國背負了超過100億美元的外債，其中約一半的債主是中國。寮國政府不僅無力償還對中國的債務，連支付利息都很吃力。澳洲智庫洛伊研究所在2025年4月的一份報告中總結道：「無論是有意還是無心，中國已在寮國製造了債務陷阱。即便在最樂觀的情況下，如果沒有大規模的債務減免，寮國也無法擺脫危機。」無論北京動機如何，這個資金短缺的鄰國正日益受其影響。「債務正在對經濟產生毀滅性影響，」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寮國問題專家伊恩·貝爾德指出，「經濟債務已轉化為政治影響力。」中國去年正式接管了寮國國家電網的運營，考慮到該電網主要由中國企業使用中國技術和資金建設，這幾乎是必然結果。中國電建——該公司沒有回應採訪請求——在向寮國施壓要求還債。今年，公司的一家子公司起訴寮國國有電力公司，要求支付5.55億美元的水電項目欠款。若寮國無法籌措資金，還將被迫交出哪些國有資產？據季風風電有限公司總經理納魯特·博卡喬恩表示，至少多征鎮的風電場不會加劇寮國債務。他稱寮國政府未參與任何貸款，也不持有項目股權。（儘管中國電建是承建主力，但它同樣不是業主）「我們認為該項目有望幫助減輕債務，」博卡喬恩表示。但他指出，在已讓渡土地（交給季風項目）、電網（交給中國）和電力（賣給越南）控制權的弱勢處境下，寮國政府未來25年可能僅獲1億美元收益，主要來自特許權使用費和稅收。這總比債務好。而且博卡喬恩相信，這個風電場向寮國政府展示了更有價值的東西：一條通往清潔能源的道路——幫助寮國實現到2030年減排60%的目標，並且對環境和社會的衝擊也比傳統的水電項目要小得多。事實上，風電產業在寮國正迅猛發展。在多征地區北部，一個裝機容量超過季風項目兩倍的新風電項目正在建設中。博卡喬恩表示，在多征現有的風電場旁邊，還有一個項目仍處於規劃中。季風項目預計將在該地區運營25年。排爆小組已對這片山地進行了作業，清除了未爆炸的彈藥。從原主營營地往前走一段路，有一片巨大的紅土地，頭戴中國電建安全帽的工人們已開始建造一棟兩層高的綜合辦公樓，作為新的運營基地。看起來，用不了多久，又將大批工人湧入——其中許多都是中國人，築起更多風能的「豐碑」。近十年前，當美中攜手推動《巴黎協定》通過時，世界曾迎來一段和諧共鳴的時刻。超過200個國家承諾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抑制全球暖化，氣候對話圍繞著共同願景、國際合作乃至全球治理展開。但這種各方合作的高峰狀態僅僅持續了不到三年，美國就在川普首屆任期內與中國打響貿易戰，中國開始確立其在清潔能源發展各關鍵領域的主導地位。「共享願景的感覺已經大幅消退，取而代之的是高度競爭的綠色能源治國時代，」倫敦智庫查塔姆研究所的研究員薩姆·蓋爾說，「而這一點在中國的案例中尤為明顯。」中國將自身積極推動可再生能源描繪成對「生態文明」的關切，並有意識地推動這種承諾的全球化。習近平主席今年4月曾表示：「無論國際形勢如何變化，中國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不會放緩。」然而，在所有看似利他的表象之下，中國轉向清潔能源同樣受到其自身對能源安全、經濟增長和地緣政治利益的需求所推動。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教授、即將出版《中國的全球環保主義》(Chinese Global Environmentalism)一書的王立德指出，中國的綠色能源治國方略在全球關切與國家利益之間取得了平衡。他說，「中國摸索出了一套既與《巴黎協定》契合，又有助於達成所有這些國家安全目標的動態平衡。」如果這是一場全球競爭，當其中一方——美國——退賽時會發生什麼？通過逐步取消對太陽能、風能和電動車的稅收抵免和激勵措施，川普政府已經重創了計劃中的數百億美元清潔能源投資，而且讓美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倒退數年、甚至可能是一代人的時間。「嚴格從美中競爭的角度看，這是一記徹頭徹尾的昏招，」米利維爾塔表示。最鮮明的對比出現在8月底，美國政府叫停了羅德島海岸附近一個接近完工、造價40億美元的海上風電項目；而季風風電項目正是在那一天開始了商業運營。川普不僅僅是將清潔能源產業拱手讓給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同時還將氣候議題上的全球領導角色讓給了中國。在北京，一些有影響力的人士認為，這是中國強化其綠色能源治國方略的絕佳時機。迄今為止，綠色技術的全球擴張主要由中國企業主導，它們尋找能夠消化其過剩產能的市場——而非出於政府構建軟實力的預謀戰略。而且，中國的大部分出口也只是設備銷售或建設服務，而非更深層次的技術轉移或製造經驗的分享。不過，一些分析人士認為，將中國的影響力保持在商業而非政治領域是有益的。正如巴賽隆納國際事務中心的哈維爾·博拉斯所寫：「中國正在設法打造一種無需北京的笨拙宣傳的新型綠色軟實力。」但缺乏系統性的方式——可稱之為偶然的軟實力——並不足以推動世界的低碳轉型。2023年的一份聯合國報告清楚地指出了挑戰：發展中國家每年需要大約1.7萬億美元的可再生能源投資才能朝氣候目標邁進，但前一年它們僅獲得了544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受這份報告激勵，北京大學南南合作與發展研究院院長黃益平提出了一個清潔能源版的「馬歇爾計劃」。黃益平認為，只有中國具備填補這一缺口的專業能力、融資能力和生產能力。他寫道，通過分享這些工具，中國可以「推動全球綠色發展，同時促進本國經濟，並加強其國際領導力」。打造一個「綠色版馬歇爾計劃」將是軟實力的終極體現，但北京似乎不願做出這樣的承諾。更糟糕的是，中國依然嚴重依賴煤炭和石油。據CREA的數據，自2015年以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增量的90%來自中國。儘管如此，查塔姆研究所的蓋爾表示，中國或可從小處著手獲益——例如出口廉價的太陽能熱水器等產品，這類設備在中國農村隨處可見。蓋爾說：「如果中國真的致力於軟實力，並推動南南氣候合作，理應大力向貧窮國家出口這些東西。」這「將釋放出巨大的發展效益。然而最終落地的往往是那些高科技、光鮮時髦的現代項目」。他還說：「在軟實力方面，中國確實錯失了一個量級。」對於擔心過度依賴中國的國家來說，建立本土低碳產業是目標之一。「我從中國清潔能源技術的出口模式中並未看到宏大戰略的證據，」喬治城大學的劉易斯表示。「中國在全球南方的低碳能源轉型中有巨大的機會發揮更大作用，不僅僅是出口太陽能、風能和其他技術，還可以幫助這些國家建立自己的綠色產業，並借鑒中國自身的綠色產業政策模式。」這一進程已開始自下而上地湧現。例如在肯亞，一家電動車分銷商據報導正從直接進口中國整車轉向在當地組裝同類車輛。此類雙贏合作既為當地創造就業、輸送技術甚至帶來利潤，又使中國製造商能夠更直接地切入充滿活力的新市場。但並非所有嘗試都能取得成功：在智利，兩家中國企業決定放棄在當地建設鋰電負極材料工廠的計劃，打擊了這個南美國家想要擺脫單純出口鋰原料的雄心。迄今為止與中國合作最成功的或許是巴西，它將於11月舉辦全球氣候峰會。即便在遭受美國懲罰性關稅打擊的情況下，巴西仍與中國企業達成了包括電動車工廠和風機組裝廠在內的多項協議。深陷債務的寮國並不具備向中國提要求的底氣。然而，就在今年春天季風風電項目最後一批風機安裝期間，據報導，寮國政府又與另一家中國企業簽署了14.5億美元新協議，由該公司牽頭建設一個1800兆瓦的清潔能源項目。即便背負沉重的對華債務——也許恰恰是因為如此——寮國作為能源出口國的角色絲毫沒有減弱跡象。距季風項目主營地僅1000多米的達多村座落在一處河灣邊。搖搖欲墜的木棧橋對岸，日常生活的儀式依然如常延續。某戶人家裡，六七名婦女正在照料母嬰二人，她們用草藥驅邪，又將經過加熱的布巾敷在產婦腹部。拐角處，一群男子與少年合力將一頭老水牛按倒在地，準備將其宰殺用於村宴。在這些傳統景象中亦夾雜著外來影響的痕跡：許多糧倉下方的支撐物是用美軍集束炸彈殼製成的。附近一棟現代兩層水泥樓正在施工，據稱房主是一名在中國電建找到了工作的村民。在附近達蘭村上方的山坡牧場，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歷史的印記。近處的牛群在坑坑窪窪的草坡上閑散踱步，悠然啃食青草，幾乎讓人忘了這些坑洞是50多年前美軍飛機投彈所留。光禿禿的山丘上，樹木和灌叢都是從彈坑裡長出來的。而越過這片瘡痍之地，一排排流線型的全新中國風機向遠方延伸，直至地平線。在這片風機陣列之下，坐落著32個村莊，約有1.7萬名居民，其中大約90%屬於少數民族達伶族人。施工期間，季風項目方疲於應對村民的各種不滿，從失去耕地到被一份項目影響報告稱為「環境神靈」受到的侵擾。達邦村的村民則對中國電建計劃在祖墳上方架設輸電線表示憤怒。在他們看來，那是安葬先人的聖地。根據博卡喬恩的說法，公司最終同意改變輸電線路的走向，以避免打擾村民所敬奉的祖先亡靈。通常，當外國承包商需要在村莊附近施工時，當地人都會舉行儀式。博卡喬恩說，公司為土地、樹木、收入和文化遺產的損失賠償總額達到130萬美元。對於這個耗資近十億美元的項目而言，這只是微不足道的支出。但對當地需求的細緻關照確實帶來一項重要成果：博卡喬恩稱，沒有一個家庭因為季風項目被強制搬遷。儘管風電場的到來令人不適應，但數百名村民在施工期找到了臨時工作，比如建築工人、廚師、保安或卡車司機。其中卡車司機的工資最高，一名村民說，月薪超過200美元，是當地平均水平的好幾倍。但4月中國電建安裝完最後一批風機後，多數崗位隨之消失。鮮有村民具備足夠教育背景或技能勝任運營崗位，不過博卡喬恩表示，季風項目仍僱傭著120名村民，從事森林保護到社區關係等各類工作。項目每年撥備逾百萬美元設立社區發展基金，幾乎成為該地區的一個微型政府，提供獎學金，教授當地人咖啡種植技術，並為最偏遠、未接入電網的村莊提供太陽能組件。公司甚至將其主營地改造為社區培訓中心。儘管如此，一個無法迴避的事實是：當地人並沒有從這片佔據他們土地的風電場獲得哪怕一度電。在靠近公路的一個露天便利店裡，一位二十齣頭、光著腳的年輕女子正在照看家裡的生意，顧客們坐在啤酒箱搭成的木桌旁。被問及季風項目是否給村莊帶來變化時，她指向隔壁那幢破舊的木屋：「商店原來在那兒，」她說，「但生意不錯，所以我們蓋了這個新店。」這座新建的水泥屋刷了白牆，鋪了塑料地板，還添置了新的冰箱冷櫃。中國工人常常在上下工的路上順便光顧——「他們只買百事可樂和糖果，」她說——但真正讓生意興旺起來的是本地村民，其中許多人是第一次拿到現金工資的自給農戶。隨著三輛巨型卡車轟隆隆駛過，所有交談戛然而止。卡車載著從附近礦山開採的鋁土礦，目的地是越南，最終送往中國。隨後駛來一輛中國電建的SUV，一輛掛著挪威援助組織標識和美國國旗貼紙的豐田蘭德酷路澤緊隨其後。車上坐著排雷專家——在最後一枚美軍炸彈落下50多年後，他們仍在勘察這片土地上的未爆彈。他們的工作短期內是不可能完成了，因為資助此類行動的美國國際開發署項目今年已被取消。這位年輕女子的抱負遠不止在古老的胡志明小道上經營家裡的鋪子。作為家族的首位大學生，也是當地極少數的大學生之一，她趁假期回鄉幫父母看店。她表示畢業後可能離開村莊，前往多征這樣的大城鎮或更遠的塞貢市工作。不過，就眼下而言，她有一個更簡單的願望。接觸到一些中國工程師，看到中國電建如何把最前沿的技術帶進這片未開發的高地後，她萌生了學習中文的興趣。中國廉價太陽能如何改變了非洲 2025年12月31日《紐約時報》中文網作者：SOMINI SENGUPTA, GULSHAN KHAN 開普敦郊區的景象也在工廠、購物中心、牙科診所、金礦和其他企業上演。開普敦郊區的景象也在工廠、購物中心、牙科診所、金礦和其他企業上演。幾年前，開普敦牙醫伊斯梅特·布利遇到了一個嚴重問題。預約患者來了，卻發現停電了。沒有電就意味著無法拍X光片、無法補牙、無法進行根管治療。「我根本無法工作，」布利醫生說。像布利醫生這樣的南非人找到了解決多年來困擾發展中國家電力短缺問題的辦法。由於中國製造的太陽能電池板和電池價格迅速下降，他們現在從太陽中獲取電力。這些不再是早期那種在農村社區為一個燈泡或電視機供電的老式小型太陽能燈。今天，太陽能和電池系統已廣泛應用於各類企業——汽車工廠和酒莊、金礦和購物中心。它們正在改變非洲最大經濟體中的日常生活、貿易和工業。這一變化以驚人的速度發生。太陽能從2019年的幾乎為零上升到大約佔南非發電容量的10%。南非人不再完全依賴定義了全世界一個多世紀以來電力獲取方式的巨型燃煤電廠。這迫使該國本已陷入困境的電力公用事業公司重新思考其業務，因為收入正在蒸發。開普敦「可持續能源非洲」組織的項目經理喬爾·納納稱這是「自下而上的運動」，旨在解決一個困擾數代人的難題。「破敗的系統意味著電力不可靠、昂貴，或者根本沒有電，」他說。「我們一直生活在這種狀況中。」南非的這番景象正在非洲各地出現。這一轉變的關鍵在於：中國在清潔能源領域引領世界的雄心。過去十年中，美國加大了化石燃料出口，中國則專注於主導可再生能源。今天，全世界的太陽能電池板、電動汽車和電池大部分都由中國公司生產，以至於它們正在大幅降價，並拚命尋找買家。關稅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它們在美國和歐洲的發展，但在非洲，它們找到巨大的新市場，那裡大約有6億人缺乏可靠電力供應。根據英國能源追蹤組織Ember對2025年前10個月中國出口數據的分析，整個大陸從中國的太陽能進口量上升了50%，延續了這一趨勢。南非是中國太陽能產品的最大出口目的地，但並非唯一。塞拉利昂進口的太陽能發電設備規模已超其現有總發電容量的一半，乍得的進口量也接近半數。中國將從中獲益良多。不僅是新市場，還有新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中國企業不只是出口產品。國有電力企業中國電建還在南非及其他發展中經濟體建設公用事業規模的太陽能電站。目前，中國還在競標南非國有電力公司Eskom的合同，計劃新建1.4萬公里的輸電線路，這是南非在全國範圍內調配日益增長的太陽能電力所急需的基礎設施。「我們顯然無力承擔這筆費用，」南非電力與能源部副部長薩曼莎·格雷厄姆-馬雷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