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P教改之下的悲哀》媒體名嘴吳淡如曾說道，她家小孩不認識『孫中山』，還問出孩子腦中驚人的現代史觀：『台灣的前朝是日治時期➡️日治時期之前的台灣是荷蘭統治➡️荷蘭統治台灣之前的年代是 #人猿呢�⋯⋯

九年前成大腎臟科的黃建鐘故主任看我對食材跟毒物有興趣就隨手丟給我個怪題目也許可研究一下台南小吃跟洗腎的相關性呢因為全台灣洗腎率是全世界第一名而台南市的洗腎率又是台灣第一名如今黃主任已過世八年而台南小吃到底跟洗腎有無相關性似乎找不到足夠的證據來寫個paper 反而倒是發現小吃中常隱藏些文化密碼耐人尋味呢 “從食材來源與歷史發展分析台南小吃的文化密碼 by 許順傑醫師前言: 荷據時期(1624-1662)跟明鄭王朝(1662-1683) 短短六十年的歷史卻是大航海全球化過程中影響台南小吃最關鍵的時刻最近自己整理一些資料來跟大家分享 “吃好是享受VS吃壞是長壽” 人類的演化史是一部對付飢餓的歷史，從缺鹽缺肉缺熱量缺食物的非洲大陸，歷經300萬年長期演化出來的人類DNA基因，當然在生理及心裡上無法適應及抗拒200年前由工業革命帶來的食品大量生產及加工。隨著現代化的飲食習慣從素食變成了肉食，從低鹽變成的高鹽，腎臟及腸胃道的 DNA 用盡一切辦法留住進入人體百分之百的鹽分醣類脂肪，於是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血壓的四高，成了現代健康大問題。說穿了 ”代謝症候群”其實就是對付飢餓的弔詭。 “柴燒的致命吸引力” 大概從180萬年前，人開始使用火而進入了文明世界，火的溫度改變了食物的本質，”生與熟”也區分了人類的動物性跟文化性。幾百萬年來“柴燒炭烤的飲食”是人類日常生活的基本習慣，於是在演化過程中”柴燒味”必然深植於人類DNA的記憶中。一直到近代一百年，隨著科技發達，有了瓦斯石油烤箱微波爐等新能源新工具之後，大家就少用木材或木炭來處理食物，但那潛意識中對這古老的味道依然激動而懷念。所以最近懷舊的窯烤碳烤又開始流行起來吃了碳烤的焦味跟木材香，似乎就特別有感覺及好吃呢。 “吃飯皇帝大” 古人曾說「王者以民為天，而民以食為天。」，「吃」當然是所有生命活下去的生物本性。回顧人類從原始狩獵、漁撈、採集的舊石器時代，演進到以農業跟畜牧的新石器時代，再到近代飲食工業化及全球化，可以吃的食材也跟著歷史的發展，不斷被發現而增加或是互相交流而多元化。這次筆者嘗試從食材來源，來分析台南小吃背後的食物史。 “張騫跟哥倫布的意外禮物” 食材的名字通常藏著些文化的密碼。話說公元前一世紀，中國漢朝的張騫出使西域，開通了絲路的文化大交換，當時許多歐洲西域 (中國稱之為胡人的國度) 的生物就被引入亞洲，並冠上一個”胡”字，如胡麻(芝麻) 、胡桃(核桃) 、胡瓜、胡豆(蠶豆) 、胡蔥(蒜頭) 、胡蘿蔔(紅蘿蔔) 。然後西元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這次藉著全球化的航運而交換美洲(中國稱之為番人的國度)跟歐亞大陸的生物，於是我們常吃的蔬果：番茄、番石榴、番麥(玉米) 、番仔薑(辣椒) 、番薯(地瓜)，所以就被冠上一個”番”字。 “府城小吃是一種鄉愁” 台南這個名詞是西元1887年時，清朝把台灣省的省會改建於台北以後才出現，以前只有府城這個稱謂。但丟了經濟政治的光環及現代化的發展，台南意外保留了許多的老東西、老房子、老記憶、老的小吃。所以府城小吃的飲食空間上常保留了古色古香的巷弄文化，而富過三代後方知飲食的台南人，嘴巴特別挑剔也特別懂得吃，於是賣家及買家互相砥礪而創造出台南豐盛的多元飲食文化。府城小吃的食材多元化則源自海洋貿易中心的台灣，而料理的多采多姿則來自多元移民文化的交融。至於甜味十足的食物跟無所不在的肉燥及滷味則來自在地文化中”糖”跟“豬”的營養及祝福，所以它有種魔力，吃在嘴哩，甜在心裏，記在腦裡，不知不覺中就變成了種忘不了的鄉愁。有人說來台南是吃的是食物而不是食品，因為它充滿了濃濃的人情味，南國的陽光味，在地的土地味。所以這個古都曾被美國的華爾街日報推崇為「veritable food museum」（名副其實的食品博物館）。 “糖跟豬曾是貴族的驕傲 “ 糖是生命能量的最基本物質，吃糖後人的腦部會分泌一種快樂跟滿足的荷爾蒙。可以製糖的甘蔗是種熱帶經濟作物，而南台灣的氣候非常適合它的成長。於是台南地區從400年前就是全球甘蔗貿易市場中，非常重要的種植區及輸出港口，這可從現在台糖總部仍在台南，就可知道這一段輝煌的歷史。在當時蔗糖可是個昂貴的奢侈品，只有有錢人或貴族吃得到，能吃到糖就是有錢人的象徵。於是台南飲食料理發展中，有錢人家慢慢的加糖在食物中，吃糖的幸福文化也緩緩的擴展出去到庶民生活中。「家」字中寶蓋頭下為「豕」，故有人說在中國傳統生活中 "無豬是不成家"。豬雜食，一年可以繁殖2.5次，一次可生10幾隻小豬，小豬六個月大就有繁殖能力，可算是投資報酬率很高的一種畜牧業。所以整個中國文化的飲食幾乎都以豬為主角 ; 牛相對而言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加上中國人的基因中有乳糖不耐症，基本上是不適合喝牛奶 (台灣喝牛奶的習慣是日治時代才帶入)。農業社會中，每個人家中皆有養豬，但只有在年節特殊情況才能吃的到這珍貴的豬肉; 台南小吃由於是富裕府城下的結晶，所以把貴族的廚師把豬的食材，發揮得無所不能且無所不在。這種吃豬的幸福文化當然也緩緩的擴展出去到庶民生活中。於是道地的台南小吃最後都會在淋上一些肉燥，於是幾乎每家賣吃的商家也兼賣各式的豬器官的滷味。 “虱目魚火燒蝦大海的禮讚” 台南市的市魚”虱目魚”是熱帶魚種，應該是四百年前荷蘭人從印尼引進台南開始養殖，它很營養但易腐敗，所以又被稱為牛奶魚(milk fish) ，只能生存在南台灣。傳統捕捉虱目魚通常在夜間魚兒睡覺時進行，除了得先禁食一天外，也需敲鑼打鼓驚嚇魚兒讓他們"挫屎" 排空腸胃，否則魚兒會很快腐敗而失去新鮮，這也是為何好吃的虱目魚只能在台南享受到，而台北的虱目魚經過4小時的運輸，就失去了原本鮮甜的味道。當然也只有最內行的台南人，懂得吃它最美味的部分，那是長的像黑色蚯蚓又其貌不揚的”魚腸”。有人說台南人是虱目魚養大的，超級會吃虱目魚。一隻虱目魚有魚刺有222根，當你吃虱目魚大餐時，卻看不到吃不到魚刺，那是因為台南有許多殺魚的達人，每個都是外科醫師，也都是解剖學專家。我曾在鴨母寮菜市場參觀如何處置這難搞又美味的國姓魚，先是一刀把魚頭取下、挖出魚腸、再左右兩刀沿魚腹線割下魚肚、接著往背鰭方向左右各斜切一刀而取下兩片魚皮、最後沿脊椎骨橫切拿下於魚背脊(魚嶺)，總共六刀就處理了骨、刺、肉、皮和魚頭分離，超厲害的。你說，台南現養、現捉、現殺、現煮的虱目魚，那有不好吃的呢？另外傳統的台南菜市場總有許多攤位忙著剝蝦殼並販賣一種府城特有的蝦子，它只出現在台灣海峽南部沿海一帶，目前無法人工繁殖，只能現補現吃。由於其身體花紋紅白相間，感覺被火紋身過的蝦子，所以台南人用一個好親切的名字來稱呼它「火燒蝦」。它正式學名叫鬚赤蝦(圖一)，個頭小但美味無比。火燒蝦可是大海給府城的甜美禮物，少了它，一半的台南的傳統小吃 (蝦仁飯、蝦仁肉圓、蝦捲、碗糕、擔仔麵、蝦餅、沙茶爐的湯頭) 就失去了大海的味道。 “西元1624年之前的史前” 位於臺南平原的西拉雅族是平埔族的一支，也是最早與荷蘭人接觸的原住民，臺灣傳統文化中，其實還保留許多西拉雅遺跡，最明顯的就是地名，例如「台灣」就是當時台南西拉雅族語的稱呼自己居住地為”台窩灣”衍生而來。西拉雅族現在仍保留原始的拜壺信仰、夜祭、牽曲、生吃豬肝等儀式。像近來熱門的調味食物「破布子」，也是來自西拉雅族的醃漬習俗。"破布子"是東南亞常見的植物，全世界卻只有台灣利用特別的醃煮技術，把這個苦澀難以入口的"樹仔" ，變成一道全世界絕無僅有的美食 (他因為葉子常常被蟲咬及長蟲嬰而殘破不堪，像個破布故而名之) 。之前有不少學者探討這個特殊的文化從何而來，其實在南科史前考古博物館有一張照片(圖二)，內容是1400年前出土的破布子種子化石，那時正是新石器時代的蔦松文化期，這些人也就是目前大台南地區西拉雅族的祖先。我猜台灣吃破布子的文化，應該就是西拉雅族的美食遺留，也呼應目前左鎮區同時是西拉雅族大本營跟破布子原鄉的弔詭。 “1624-1662 大航海時代的荷治時期” 番茄跟芒果--一個來自南美洲，一個來自東南亞，卻都是經由大航海時代的荷蘭人帶入台灣種植當經濟作物的。其實頭髮紅色的荷蘭人還帶給台灣不少東西，比如火柴棒(番仔火)當起火的工具、水泥(紅毛土)當建築的材料、荷蘭豆(台南小吃豆仔湯) 當蔬菜、木棉樹用來收集棉花、阿勃勒當觀賞的花卉。台南人吃番茄是沾醬油的，你說怪不怪呢？這道流傳將近400年 "薑糖番茄" 可能是台灣最古老的小吃了，一點紅(黑柿番茄) 原產地在南美洲，1492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把它帶回歐洲，1624年荷蘭人來台灣順便把它帶到台南種植，聰明的府城人發現這"番"地來的酸酸脆脆的水果，沾些蔗糖、薑、甘草及醬油膏(後來被稱做海山醬) ，酸甜辣黏脆的豐富口感齊聚一口。夏天在台南皮膚不會因艷陽而變黑，反而會變黃，因為天天都有芒果吃。其實台灣原來是不產芒果，即使號稱很土的土芒果也是由荷蘭從東南亞引進的。像大家熟悉的愛文芒果是美國品種，為紀念發明者美國人Irwin，故命名為愛文 ; 它是50年前由芒果之父鄭罕池引進玉井，嫁接在土芒果樹上而發揚光大; 至於碩大的金煌芒果則是由高雄黃金煌先生配對香蕉芒果(懷特)及九月芒(凱特)而來，故命名為金煌 ;至於黑香芒果則是今年異軍突起的舊品種(日治時期引進)，有個綠色的果皮、黃色果肉卻有龍眼及荔枝的味道，超夢幻。 “1662-1683 明鄭時期” 他只活39歲，爸爸是中國人、媽媽是日本人，卻在台灣打敗當時的世界強權荷蘭，東南亞的國家似乎都很喜歡他。府城有句順口溜：鄭成功不成功 (一年病死安平古堡) 、鄭經不正經 (婚外情搞小三) 、鄭克爽不太爽(害死自己的親兄弟)， 22年鄭氏王朝中，還好有一個厲害的陳永華扶持鄭家19 年。台南人念舊又感恩鄭成功，在短短一年多的台南生活中，開山闢地的創造府城新生命，於是在台南市的入口台南火車站前擺了一個鄭成功的銅像，站前的大馬路命名為成功路，站後面的學校則命名為成功大學，同樣地，可能是造神或崇拜，也把台南小吃的蚵仔煎、虱目魚都說是它命名或發明的。但歷史的恩恩怨怨早已煙消雲散，你看新鮮的台南兩大魚--虱目魚及土魠魚，相傳分別因為死對頭的鄭成功及施琅而命名，如今卻融合成台南美食博物館的兩大寶藏。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寧靖王被鄭氏王朝請到台灣做為一個反清復明象徵，但政治權力被架空，只能憂鬱的在高雄湖內種田。1683年清軍打敗鄭軍時，寧靖王於現今的大天后宮官邸召集五位王妃，希望他們返俗保全性命，但五位妃子死意甚堅，就一起在大天后宮後殿懸樑自鎰，後人感動這一段情誼，就把五位妃子葬在目前的五妃廟。每次去大天后宮及五妃廟，心都會酸酸的。接著寧靖王召集湖內的佃農並無償把土地送給人民，而後自殺身亡後矚意葬於高雄湖內，當地人為避免其墳墓遭受清軍的騷擾，於是一共蓋了一百多個墳墓來混淆清朝的視聽。這段姻緣卻讓湖內鄉海埔地區成了台灣有名的糕點”雙糕潤”及’九層糕”的原鄉，因為聽說寧靖王喜歡吃這兩種糕點(圖三)，海埔的人為了感恩他，於是在每年他祭日時，全村出動來製做這些祭品來膜拜這一百多個墳墓。墳墓早已荒煙蔓草中失去的蹤影，但這兩個糕點卻留傳下來。 “1683年後無所不在的反清復明” 清領時期台灣最大的民變--林爽文事件，後來被乾隆皇帝的私生子福康安平定之後，福康安就在現在的海安路附近蓋的一座媽祖廟來感謝媽祖的神蔭，但老百姓依然不喜歡清朝，於是在海安宮前打了兩口井，右邊是圓圈的”日”井，左邊是半圓的”月”井，這明明白白是個”明”字，遙想前朝。 24節氣中的冬至這一天是一年當中黑夜最長的日子，過了這天白天的時間慢慢拉長。在這天，全台灣只有台南傳統中家家戶戶會準備兩種食物來祭拜祖先，一個是代表圓圓滿滿的湯圓(像太陽的圓“日”) ，一個是代表殘破不全的半月型的菜粿(像月亮的“月”)(圖四) 。這種組合(明) 該不會也像另一個台南小吃“伏苓糕”(語音同復明，據說是天地會用來溝通機密並暗藏紙條的工具) ，隱含著反清復明的歷史記憶呢(圖三)。台南有個好吃又好玩的市定民俗9豬16羊習俗，即使明朝已經亡國將近四百年了，但你在農曆3月19日這天造訪開基武廟，仍然可以看到很多信徒以” 9豬16羊(圖五)的不同糕點祭品來祭拜太陽公，這習俗始於清領時期，每年的農曆3月19日，以糕餅做成的「9豬16羊」來祭拜太陽公。「9」音與「救」相仿，而「豬」與「朱」同音，係明朝皇帝的姓；而「羊」與太陽的「陽」同音，代表了日月「明」，而16羊則代表明朝從開國始祖朱元璋到最後一位皇帝剛好16個。用「9豬16羊」祭拜表示對明朝之懷念，因清領台灣之後不能公開祭拜明室宗祠，只有託物寄情了。三日節吃春捲祭祖不奇怪，但台南人傳統的春捲一定有個餡料是“皇帝豆” 。它原產地在中南美洲，台灣大概是大航海時代由荷蘭人引進種植，其實也是反清復明的府城潛意識又一回。利用清明祭祖的春捲中的皇帝豆，來遙拜明朝的皇帝。另外台南人的清明祭祖有兩個不同的日子，一個是大家熟悉的國歷四月五日的新清明，另一個是農曆三月初三的舊清明(三日節) 。書上說分開的原因是之前泉洲人及漳洲人戒鬥，泉州人拜新清明，而漳州人則改拜三日節這天，以免祭祖時新仇舊恨而互相激怒。最後大家會慢慢發現，原來台南的小吃，是充滿故事性的，但健康仍是很重要的，所以奉勸大家品嘗小吃前一定要三思因為“吃好是享受VS吃壞是長壽” 。最後在附上兩個貧民美食鹹魚翻身的故事。回顧人類的演化史，可真是一部對付飢餓的歷史，從缺鹽、缺肉、缺熱量、缺食物的非洲大陸，歷經300萬年長期演化出來的人類DNA基因，當然在生理及心裡上無法適應及抗拒200年前由工業革命帶來的食品大量生產及加工。隨著現代化的飲食習慣從素食變成了肉食，從低鹽變成的高鹽，腎臟及腸胃道的 DNA 用盡一切辦法留住進入人體百分之百的鹽分醣類脂肪，於是高血糖、高血脂、高尿酸、高血壓的四高成了現代健康大問題。說穿了 ”代謝症候群”其實就是對付飢餓的弔詭。 “貧民美食大翻身菜粽及豆菜麵” 豆菜麵發源於台南六甲傳統的小吃，簡單的扁油麵加上一些清爽的豆芽菜，再淋上一些醬油及蒜頭泥，就是農村老百姓的好味道，以往夏天炎熱百姓又貧窮買不起肉燥，只能因陋就簡地吃素，卻成就了這份簡單的滿足，如今健康飲食當道，這個貧民的食物便轉變為庶民的小吃。菜粽--台南人的早餐，很單調的內容，只有糯米加花生，再用月桃葉包裹蒸熟，卻隱含著許多庶民的辛酸苦淚。窮到買不起吃不起傳統肉粽 (香菇、蛋黃、豬肉、麻竹粽葉是很昂貴的) ，因陋就簡以野外常見的月桃葉包起便宜的糯米加花生，哪知這種組合卻意外的美味，淡淡花香的月桃葉可以健胃整腸，花生仁的Q、糯米的香真是絕配。古時候吃菜粽還得配上一碗野生植物決明子泡成的青草茶，但日本帶進味增湯後，就取代了這個充滿草莽氣息的決明子茶。台南老字號的沙陶宮菜粽跟成功路底的明和菜粽一樣，保持台南人好好過生活的步調，每天製作固定數量的粽子，常常早上七點之前賣完就收，不想太累。

矢內原忠雄早在1929年出版的《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一書就頗具洞見的指出：「嘉南大圳所促進的社會關係上的變化，乃是形成大地主的土地集中與壟斷，及促使農民喪失土地而無產化。」實際上隨著嘉南大圳的通水，沉重的水租不只造成農民負擔，也出現許多地主因為入不敷出而典當、賣子、賣妹以納水出租的新聞。像「『咬人』大圳」、「水害組合」這樣的嘲諷稱法反映地主階級對嘉南大圳事業的不滿，與抗納嘉南大圳水租運動成為重要的反對力量。（註一）由多條河溪沖積淤積而意外誕生的嘉南平原嘉南平原是臺灣最大的平原，東西寬約71公里，南北長約110公里，總面積約4,884平方公里，約佔全島面積的14％，主要區域涵蓋雲林、嘉義、臺南三縣市，另外還包括──彰化縣與高雄市部分區域。（註二）由於大多均位於北回歸線（Tropic of Cancer，其位置約在北緯23度26分14.675秒）以南，因此整個嘉南平原屬高溫多雨區，但雨量主要集中在5～10月間，之後進入乾季，直到隔年梅雨來臨。 [啟動LINE推播] 每日重大新聞通知不過在荷據、清代到日本統治初期，此地有一部分屬於「倒風內海」與「台江內海」的潟湖區，是由濁水溪、北港溪、八掌溪、急水溪、曾文溪、鹽水溪、二仁溪等溪所沖積而成的平原（代表這裡屬於土質鬆軟地帶，也是土壤液化高潛勢區）。（註三）就因為早期為河流出海口，崎嶇不平的地形讓流經此地的河流湍急，含沙量大，使得這裡大部分都是看天田與旱田，作物生長不易。（註四）為了解決缺水問題，以官方為例，1722年時擔任臺灣縣知縣的周鍾瑄（1671～1763，貴陽花溪人、祖籍江西廬陵。周鍾瑄過世後，諸羅士紳恭製周鍾瑄雕像，並將其安置於嘉義城隍爺旁，享受香火供奉），曾在此捐銀修了31處陂圳、1875年，臺灣知府周懋琦（1836～1896，祖籍安徽）也特別撥款在原有虎頭埤（因其位於大目降（今臺南新化）里虎頭山腳下，因此原名為「虎頭山埤」）的基礎上，擴大構築了虎頭埤水庫，這是清代在臺灣建設的第一座水庫，也是全臺第一座水庫，（註五）最大儲水量增加至130萬立方公尺，可供水灌溉農田面積由原來的220公頃（226.82甲），提高至500公頃（515甲）。就因為先天水利與地質條件不佳，因此從清代日本殖民初期，這裡的人口始終沒有明顯的增加。曾文溪四次改道圖。（作者提供）曾文溪四次改道圖。註六（作者提供）但日本人在1895年統治臺灣後，藉著各種調查事業，將所有沒有產權證明的土地都沒收為官有地（其中「林野調查」更使得九成以上的私有地因而成為官有地，註七），並且加重了各種租稅，民不聊生的結果，讓原本不適合大量耕作的看天田湧入了許多無處可去的貧苦百姓。臺灣平原地形、嘉南平原示意圖。（圖片來源：翰林雲端學院）臺灣平原地形、嘉南平原示意圖。（圖片來源：翰林雲端學院）日據時期頒發的保管林整理文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資料來源：同註七）日據時期頒發的保管林整理文件（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資料來源：同註七）嘉南平原～日本內地的海外糧倉到日本統治中期，臺灣被賦予了為內地（日本本土）增產農業的任務，（註八）日本人看上了這裡的地廣人稀與荷據、清代就開闢完成的眾多灌溉水圳與埤塘。（註九）之後由總督府撥款，委由八田與一設計施工，從1920年（大正九年）9月正式開工，到1930年（昭和七年）4月完工，總共花費54,139,678日圓（除總督府補助26,470,000圓外，其餘大部分向銀行貸款，於完工後，由受益人自1930年起，分22年還清，註十）興建完成──位於官佃溪（官田溪）上游、蓄水量高達1.5億萬噸（1.66億立方公尺）土壩式的烏山頭水庫（珊瑚潭），經由一條3公里長的地下引水道，越域引入曾文溪水。開鑿南北幹線──南幹線（經官田溪、曾文溪）灌溉──官田、麻豆、善化、新市、新化等地──即灌溉官田溪以南42,000甲的土地；北幹線（經急水溪、八掌溪、朴子溪、北港溪）灌溉──六甲、柳營、新營、後壁、鹽水、下營等地──即灌溉官田溪以北至北港溪之間的56,000甲的土地。另於濁水溪和支流清水溪興建林內等三個進（取）水口（林內第一、第二、中國子流），引濁水溪水源，再開鑿濁水幹線，總計約1,411公里的水路幹線、支線、分線水路（這還不包含7,400公里由水利實行組合開設的小給水路，註十一），由於灌溉區域涵蓋當時尚未改制前的嘉義廳與臺南廳，因此命名為：「嘉南大圳（規劃之初稱為：「官佃溪埤圳」）」。（註十二）嘉南大圳完工後，其可耕面積－－增加到約1,500平方公里（約150,000～160,000公頃，相當於臺灣耕地面積的1／6），各類農作生產量逐年增加，計達動工前的2～5倍，土地價值（耕地價值）及地租（租佃金額）亦隨之上升。（註十三）受工程影響的人口約40萬。（註十四）古代農地灌溉水源取得方式有三種，一是興建水潭、水陂與水圳。「水潭」是以人力轉（踩）動龍骨車（又稱：龍骨水車、水車），將位於進低漥地區之水引（舀）進田地。（作者提供）古代農地灌溉水源取得方式有三種，一是興建水潭、水陂與水圳。「水潭」是以人力轉（踩）動龍骨車（又稱：龍骨水車、水車），將位於進低漥地區之水引（舀）進田地。（圖片摘自──《水車故事～水車的由來》）（註十五）不過由於烏山頭水庫所供應的水含沙量過高，為避免淤積與增加供水，因此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便陸續興建「白河水庫」與「曾文水庫」來進行補救。（註十六）另外當年烏山頭水庫完成後，日本官方號稱灌溉區域可達十五萬甲，但實際供水卻不及三分之一，因此當局規定，整個灌溉區，除了糖廠之社有地外，本區全部採取「三年輪作（輪灌制）」的方式－－即「一年水稻，一年甘蔗、一年雜作」，輪作（輪灌）可以解决日本人一直頭痛的「米糖相剋」問題，（註十七）但卻使得臺灣農民完全失去選擇耕種的自由，而日本人更藉著控制水利資源，讓臺南農民全部都變成日本製糖會社的農奴，也間接的瓦解了當時風起雲湧的臺灣農民運動。（註十八）嘉南大圳林內第一取水口。（圖片摘自《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簿》）嘉南大圳林內第一取水口。（圖片摘自《文化部／國家文化記憶簿》）日月潭水利工程～滿足了日本人的需求，卻解決不了臺灣人的缺糧困境為了將嘉南平原改造成為支援日本內地糧倉的大型農作基地，1917年（大正六年）八田與一向總督府提出「官佃溪埤圳計畫」，八田認為把曾文溪支流之一的官佃溪（現稱官田溪）壩住，便有希望作成一個大規模的蓄（貯）水池（即後來的烏山頭水庫），而在1917年起草的「官佃溪埤圳計畫」中，最初的規劃有三個不同的選擇方案：第一案：灌溉面積75,000甲，事業費19,883,345圓。壩住官佃溪與前大埔溪，作成兩大蓄水池，引進後大埔溪（曾文溪上游）的水流，實行三年輪作制，即每年種甘蔗25,000甲、水稻25,000甲、其他作物25,000甲。甘蔗與水稻給水，其他作物不給水。第二案：灌溉面積150,000甲，事業費42,500,000圓。把第一案的區城擴大為15萬甲，實行上述三年輪作法。第三案：灌溉面積99,000甲，事業費26,383,345圓。把第一案的區城擴大為99,000甲，採三年輪作法。最後總督府採用第三案。但這個計劃因為經費龐大，遭到內閣會議給駁回。不過在1918年「米騷動事件」後引起日本政府對穩定糧食供應的重視，使得原先被否決的「官佃溪埤圳計畫」得以復活。（註十九）到了1919年10月，日月潭的發電工程開始構築，因有濁水溪的增加水量可資利用，總督府因此將原計畫稍作變更，他們將灌溉面積擴大至150,000甲，其中──利用增加的（濁水溪）水量灌溉臺南北部的51,000甲──也就是仰賴烏山頭水庫供水的土地約10萬甲、仰賴於濁水溪供水的土地約50,000甲。（註二十）當時日本人計畫在位於南投仁愛鄉武界部落（日本投降後，中華民國將其改名為：法治村）建壩攔截濁水溪上游溪水，開鑿人工引水隧道──整條穿越水社大山的引水隧道（地下水道）長達15.12公里，其中包含8處隧道、2處明渠、4處暗渠、1座渡槽（水路橋），單是隧道就長13.7公里──後在日月潭西岸水社部落附近北流之水尾溪，興建壩高30.3公尺之「水社壩」，並在日月潭西南、位於頭社盆地與水社盆地之間興建壩高19.8公尺之堰堤「頭社壩」，將這個古稱「水沙連（或稱：水社大湖、龍湖或珠潭）」──臺灣中部山區最大的積水盆地，改造為一個大型的山區離槽水庫──完工後的日月潭的湖面面積從原來的5.75平方公里擴張至滿水面積約8.4平方公里、蓄水量估計約1,830萬立方公尺，潭水最深的地方也由原本的4.8公尺增加至27公尺──如此不但可以利用高達320～400公尺的水位落差來建立當時全臺最大的水力發電廠──即日月潭第一發電所，（註二十一）而發電後的水則會被引導注入水里溪（註二十二）後再匯入濁水溪，增加濁水溪的流量，進而達到支援嘉南大圳供水的目的。（註二十三）日月潭抽蓄電廠機組採取上下池落差發電，重複使用日月潭水源，是全臺最大的抽蓄電池。早期日月潭的運轉模式為日、夜尖峰皆須利用大量放水來發電，之後再於凌晨夜間透過傳統機組發電並抽水儲能，由於總發電度數相同，發電時間較長時，機組就必須分散量能使用。（遠足文化）日月潭抽蓄電廠機組採取上下池落差發電，重複使用日月潭水源，是全臺最大的抽蓄電池。早期日月潭的運轉模式為日、夜尖峰皆須利用大量放水來發電，之後再於凌晨夜間透過傳統機組發電並抽水儲能，由於總發電度數相同，發電時間較長時，機組就必須分散量能使用。（圖片摘自──黃兆慧：《臺灣的水庫》）（遠足文化）從南投車埕車站（為集集支線的「最後火車站」）眺望明潭水力發電廠壩體（明潭水庫大壩），原位於車埕車站旁的「振昌木業」廠房已經改建為「車埕木業展示館」。（作者提供）從南投車埕車站（為集集支線的「最後火車站」）眺望明潭水力發電廠壩體（明潭水庫大壩），原位於車埕車站旁的「振昌木業」廠房已經改建為「車埕木業展示館」。（作者提供）鉅工發電廠兩條輸水管線，以上圖片摘自──黃兆慧：《臺灣的水庫》（遠足文化）鉅工發電廠兩條輸水管線，以上圖片摘自──黃兆慧：《臺灣的水庫》（遠足文化）水里溪流域位置圖。（作者提供）水里溪流域位置圖。（作者提供）其實整個日月潭發電相關工程早在1919年就已經開工，但嗣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世界經濟蕭條，再加上遇上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導致工程在1926被迫停工，1928年決定復工，但仍苦於資金不足的問題。1931年3月，由日本大藏省（2001年在中央省廳再編實施，大藏省被分解成為了今天的財務省和金融廳──主要負責銀行監管）負責統籌並與美國Morgan公司為代表的資本團協議，確定在美國紐約發行以美元計價的公司債（外債）後，就以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紐約支店與Morgan公司協議，順利在紐約發行年利率5.5％、償還期間40年之美金債券2,280萬元（約等於45,737萬日圓，實收41,313萬日圓，償還滿期日為1970年7月1日），（註二十四）資金到位後，同年10月正式復工，1934年6月竣工啟用，前後工期長達15年。（註二十五）由於工程的嚴重延誤，這使得1927年親自來臺考察的矢內原忠雄（1893～1961）在他所寫的《帝國主義下之臺灣》一書中就強烈質疑整個嘉南大圳工程規劃的合理性。（註二十六） 1927年3月來臺灣實地考察的矢內原忠雄教授（前左3）與臺灣仕紳合影，（前排左起）1.鄭松筠、2.林獻堂、4.蔡培火、（後排左起）1.陳炘、2.陳逢源、3.張聘三、4.林陸龍等人歡迎他到中部踏勤。（Open Museum） 1927年3月來臺灣實地考察的矢內原忠雄教授（前左3）與臺灣仕紳合影，（前排左起）1.鄭松筠、2.林獻堂、4.蔡培火、（後排左起）1.陳炘、2.陳逢源、3.張聘三、4.林陸龍等人歡迎他到中部踏勤。（Open Museum）「日本人吃米，臺灣人吃番薯簽」嘉南大圳平面圖。（作者提供）嘉南大圳平面圖。（作者提供）前面提到，嘉南大圳在1930年完工啟用，日月潭水利工程則四年後的1934年竣工啟用，受益於多項水利工程完工的幫助，再加上1929年符合日本人口味的蓬萊米（臺中65號）培育成功，讓嘉南平原一舉成為全臺灣最大的米倉。根據總督府留下的資料：從1900～1944年左右：臺灣地區種植水稻地面積由325,653公頃，增加到600,688公頃；水稻產業則由每公頃943公斤（指脫殼後的糙米或白米的重量，全臺總產量為307,147公噸），增加到1,778公斤，但在日據時期臺灣70％農家是半自耕農與佃農。（註二十七）就如同前面提到的，因為地租的增加與戰備需求，使得這些增產的稻米基本上都輸往日本內地去了（註二十八）。而辛苦種稻的臺灣農民，絕大多數都只有照顧水稻、收割水稻的份，但卻可能連一口白米飯都吃不到、吃不起，最後就只能以番薯來果腹，因此，臺灣番薯（甘藷）的消費量逆勢成長了38％，根據1922年的一項記錄，臺灣各地農家完全以米爲主食者只有臺北、臺東及花蓮超過25％；新竹及臺中的農家約有2／3係以米爲主食而摻番薯者；臺南及高雄的農家3／5以上係以番薯爲主食而摻米者。（參見下表2）這就是臺灣俗諺謂「日本人吃米，臺灣人吃番薯簽」的由來（註二十九）。周憲文教授在他所寫的《臺灣經濟史》一書中就直言──「臺灣農民是為日本人而辛苦」──當年臺灣農民絕非「有餘輸出」，而是「饑饉輸出」。說的明白些，他們一方面以其辛苦所得的高品質蓬萊米供給日本人消費，同時自己以番薯（甘藷）果腹，並由海外輸入品質較差便宜的米糧（參見下表3）以資補充。（註三十）日據時期稻米生產及對日輸出狀況。（作者提供）日據時期稻米生產及對日輸出狀況。（資料來自──周憲文《臺灣經濟史》）（註三十一）（作者提供）臺灣各地農家主食物百分比（1922年）。（作者提供）在日據時期，除了臺灣生產的稻米必須銷往日本外，從1911年開始，臺灣生產的番薯（甘藷）也開始輸往日本。當年輸日的番薯（甘藷／番薯籤），其數量約為106公噸；但到1940年時，增加為3,817公噸，數量增加了36倍，且此時已經受到戰時運輸不便的影像；臺產番薯（甘藷）輸日最高的年度，是在1938年，那年輸日額達70,433公噸，為1911年的664倍。這些臺灣生產的番薯（甘藷／番薯籤）輸往日本，並非作為日本人餐桌上的食物，而是供日本作為製作澱粉與燒酒的原料。以上資料來自──周憲文《臺灣經濟史》（註三十二）（作者提供）日據時期輸入米之國家級數量表。（作者提供）日據時期輸入米之國家級數量表。（資料來自──華松年：《臺灣糧政史（上）》）（註三十三）（作者提供）常見的番薯與番薯葉。臺灣番薯的種植面積，1940年較1900年增加3倍，但1940年代最高產量（1941年）為1900年的8倍，這些增產的番薯主要是用於補充農家之米糧不足的問題。（作者提供）常見的番薯與番薯葉。臺灣番薯的種植面積，1940年較1900年增加3倍，但1940年代最高產量（1941年）為1900年的8倍，這些增產的番薯主要是用於補充農家之米糧不足的問題。（作者提供） 1995年版之「八田與一及嘉南大圳」紀念海報。（作者提供） 1995年版之「八田與一及嘉南大圳」紀念海報。（作者提供）結語～被「皇民史觀」刻意隱藏的歷史真相對八田與一有長期且深入研究的郭譽孚先生在他寫的《八田與一的真相整理》一文中，有一段文字是這麼寫的──「李前總統登輝先生，我們這位『政治權威』兼『農經權威』，力捧八田與嘉南大圳，他是如此地欣賞著：『他規畫建造了16,000公里長的灌溉水路並設置各種導流與制水設置，由水利技師中島力男傾斜精心設計的三萬分之一角度水路，三年才大功告成，總水道長度可以繞地球半周』、『思及嘉南大圳，遠超過象徵日本戰後近代農業用水事業的愛知用水達十倍之多，不禁讓人點頭稱是。』史實是什麼？史實是我們的權威竟不知真正關鍵，並不在其大，在其水道長度，作為一紙上作業，可以慢慢計算，慢慢畫，但是問題是地質之自然條件；一是地震問題，一是土質問題，前者，我們都知道，日、臺都是地震帶，紙上作業16,000公里，只要小心，畫完很高興，可以交卷，而且可以欺騙將來的李登輝之類的官僚與學術權威，真是何其得意？！但是，每年地震頻繁的地震帶，日本學術界當然深知，所謂『三萬分之一角度水路』──嘉南一帶水中含沙量大，再加上這裡是南臺灣的地震帶，如果灌溉水道的坡度／角度設計過於平緩（過小）再加上水中含泥沙量高，就很容易讓泥沙沉澱在水道當中，而微小的地形變動也很容易造成損壞，這代表很容易造成水道而供水不足，若要維持水道的暢通，就要耗費大批人力來清淤，也就是說──由中島力男的水路設計是不適合嘉南當地地形與環境──真正的問題是，如何讓民間來維持這『三萬分之一角度』啊？八田與一敢於逼迫『真正日本人』在他們的地震帶去無償勞動地維持那『三萬分之一角度』所形成『水之網』麼──這真是八田與一苛毒的設計──它使我們臺灣農民不能不努力維護，而當時絕對不是臺灣總督府負責維護，依當時法律規定，全是我農民必須不顧一切，無論寒暑地傾力完成的工作，否則就只能以糧食出售換取現金，作為罰款…而這就是殖民體制下的臺灣產業明顯進步，但是我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在日據50年間，最高的平均死亡年齡竟然在1908年之時，還能得27.2歲，到稻米生產的高峰1938年，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竟只有23.2歲的真正理由！」（註三十五）後記：根據農復會（全名：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Sino-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1979年3月16日，農復會改組成立「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簡稱農發會）；1984年7月，行政院農業發展委員會與經濟部農業局合併成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23年8月1日改制為中華民國農業部）在1950年代對於嘉南大圳的研究報告指出－－近年來所有興辦渠道內面工程中，以嘉南大圳內面工程為最大，效益亦最宏。嘉南大圳幹線渠道總長度1,410公里，其中已築有內面工（指使用水泥構築）者，僅有153公里，其餘均為砂質壤土之土渠，土質疏鬆，滲漏甚劇。根據實際調查分析該項土渠每年損失之水量，約在供水量的40％以上，給與烏山頭水庫之蓄水量相等。（註三十六）附註：（註一）參見──陳淑容、柳書琴：《宣傳與抵抗：嘉南大圳事業論述的文本縫隙》（臺灣文學學報／第23期／2013.12）。（註二）關於嘉南平原地面積有很多說法，係因範圍的界定不同而異，例如中文《維基百科》之【嘉南平原】詞條中，所列之面積約4,550平方公里，其來源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2005）。本文採用的是陳鴻圖教授所編撰之《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一書。參見── 陳鴻圖：《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臺南縣（已併入臺南市）文化局），p45。（註三）中文《維基百科》之【嘉南平原】除了──「倒風內海」、「台江內海」外，另外更早之前還有「笨港內海」（其內達今日北港）、「魍港內海」（今日布袋為魍港內海之島），總之這裏很多地方在荷蘭人占領臺灣時期仍是一大片汪洋與臨海灘地，其位置大約位於今日縱貫線鐵路的西側。（註四）所謂看天田，係指臺灣南部特殊土壤，利用雨季之雨水生產一獲稻米之田地。其土性甚粘，作物的根伸長至地表下0.5～1尺（臺尺，1臺尺＝0.303公尺）處即受阻。此種土壤主要分布在嘉南平原的所謂糖業中心地帶，即當時東石（在今嘉義縣）、新營、曾文、新化、新豐（以上均在今臺南市）等郡境內，若降雨適當，每甲約可收獲稻米3,500公斤，惟若降雨不均，則往往一無收獲。當時改良土質的方法就是──使用加大馬力的大型蒸氣犁進行深耕，翻土深達地表下2.5公尺，並建造農道輔助給水、排水路；大量使用堆肥、綠肥，以提高土壞中氮、燐酸等肥料之含量。另外，鹽分地的改良，則以築堤防洪、開溝排水、植防風林、防砂、去除石礫等方式改善。參見── （Ⅰ）吳文星：《八田與一對臺灣土地改良之看法》（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28期／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六月）。（Ⅱ）陳鴻圖：《嘉南大圳與臺灣農業百年變遷》（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註五）參見──蔡錦堂：《虎頭埤的前世今生》（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退休教授）。（註六）近代歷史上曾文溪有4次重大改道記錄： 1823年，舊名汪溪的曾文溪因上游大洪水冲破蘇厝甲（今臺南安定），溪水挾帶大量泥沙流入台江內海，造成內海急速淤積陸浮； 1871年，曾文溪北方支流在公地尾（今七股永吉）附近改道向南，與主流會合後衝破北線尾島（今臺南四草），成為今日的鹿耳門溪； 1904年，曾文溪再次由公地尾附近轉向西流，沖毀十份聚落，經三股仔自國賽港（今臺南七股）出海； 1911年，曾文溪因大水改道，向西冲破青草崙沙洲流入臺灣海峽，成為今日所見的曾文溪。參見── （Ⅰ）《台江國家公園網頁》（Ⅱ）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曾文溪行腳》（註七）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臺灣總督府以律令第7號制定臺灣林野調查規則，對全島各廳（除蕃地外）之山林、原野97萬餘甲，依照人民之所有權申告而進行實地調查，隨後確定官有民有之區分（其中官有林地為752,993甲、民有僅佔31,200甲）。此外，於查定為官有之土地中，對於與所有權申告者「緣故關係」（即查定前即有長期占有事實者，但其提供之證據殖民政府認為不齊備或不足夠認定所有權存在）較深者則付以「保管林」之名目，而許可其貸渡（租用）。參見── （Ⅰ）王學新：《保管林設置的意義》（國史館臺灣文獻館電子報／中華民國107年8月28日／第173期）。（Ⅱ）華松年：《臺灣糧政史（上）》（臺灣商務印書館），p123。林野調查完成之後，臺灣有80％的土地均落入日本政府之手，矢內原忠雄先生就指其為「日本資本之征服臺灣之必要的前提與基礎工事」。參見──郭譽孚：《自惕的主體的臺灣史》（汗漫書屋籌備處），p332。（註八）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因為人口的快速增加、加上農耕技術落後、長期派軍海外（派軍至西伯利亞干涉俄國的共產革命）…等，因此一直難以擺脫國內糧食不足的問題，導致1890年、1897年、1918年分別發生三次因缺米所產生的全國性搶米暴動──「米騷動（米暴動）」。（註九）參見──郭譽孚：《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海峽學術出版社），p114。根據陳鴻圖教授的研究統計，在日據之前，此處已完成的埤圳等水利設施共181處。參見── 陳鴻圖：《嘉南平原水利事業的變遷》（臺南縣（已併入臺南市）文化局），p66。（註十）參見── （Ⅰ）華松年：《臺灣糧政史（上）》（臺灣商務印書館），p132。（Ⅱ）近藤正己（林詩庭譯）：《總力戰與臺灣～日本殖民地的崩潰（上）》（臺大出版中心），p196。（註十一）參見── （Ⅰ）陳鴻圖：《嘉南大圳與臺灣農業百年變遷》（作者為：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Ⅱ）古慧雯、吳聰敏、何鎮宇、陳庭妍：《嘉南大圳的成本收益分析》（經濟論文叢刊2006／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出版）。（註十二）在嘉南大圳規劃與動工之前，當時臺灣行政區仍屬「廳制時期」，1920年（大正九年）9月，臺灣行政區正式進入「州制時期（五州二廳／1920～1926；五州三廳／1926～1945）」，嘉義廳與臺南廳被取消，原嘉南大圳主要區域均被劃入臺南州內。參見──中文《維基百科》之【臺灣日治（日據）時期行政區劃】嘉南大圳組織變遷： 1919年成立「公共埤圳官佃溪埤圳組合」；1921年改稱「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1943年「公共埤圳嘉南大圳組合」與新豐郡、新化郡、新營郡、嘉義郡、斗六郡、虎尾郡6個水利組合於合併成「嘉南大圳水利組合」，灌溉面積增至18萬餘公頃。日本無條件投降後，「嘉南大圳水利組合」在1946年改組為「嘉南大圳農田水利協會」；1948年改組為「嘉南農田水利委員會」；1956年11月更名為「臺灣省嘉南農田水利會」。1975年1月政府實施健全農田水利會方案，由政府代管，直至1982年6月方案結束，恢復為農民自治團體型態之公法人。2020年10月1日，因改制為公務機關，更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嘉南管理處」。參見── （Ⅰ）李宗信：《五州三廳與空間治理規畫》（作者為：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副教授）。（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