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你幹嘛? 幹嘛?吃飯都不等你媽媽,你媽媽還在裡面炒菜呢,等她炒完菜我們一起吃啊。哎呀,都是自家人,哪裡有這麼多規矩,不用等,我餓了,我要先吃。那這樣吧,兒子,我這裡給你錢,你去買瓶飲料回來喝。⋯⋯

四　時尚問題東邊日出西邊雨看來，服飾這事，還真不能視同兒戲。往大裡說，它即便不是“治國之綱”，至少也是“治國之方”。往小裡說，它是一個人內心美醜和道德修養的表現，也是對他人的尊重和一種禮儀。也就是說，服飾、禮儀、道德是三位一體的。失儀必失禮，失禮必失德，失德必失國。這樣，一個人，尤其是一個有身份有地位有修養的人，就不能隨隨便便，想穿什麼就穿什麼，想怎麼打扮就怎麼打扮。因此，中國文化在傳統上，是反對和厭惡“奇裝異服”的。在許多中國人眼裡，奇裝異服簡直就是壞人、流氓、色鬼和品性惡劣者的代名詞。改革開放以前，但凡正派人士和良家婦女，只要一見到身著奇裝異服者，就像見到了麻風病人，避之惟恐不及。這種厭惡和反感，在歷史上甚至曾經導致謀殺案的發生。比如鄭文公之殺子臧就是。事後有人評論說：“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一件奇裝異服，竟招來殺身之禍，而輿論還認為是理所當然，可見穿衣戴帽，還真不能隨人所好。穿著奇裝異服要遭人非議、厭惡，甚至嫉恨，穿著過時的服飾，用過時的方式裝飾自己，則會遭人笑話。白居易詩雲：“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原來，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流行胡服，女裝多“襟袖窄小”。到了唐憲宗元和年間，早已流行“大髻寬衣”，袖寬往往超過四尺。至於畫眉，也由時興細而長的“蛾眉”，改為時興闊而短的“廣眉”了。其實，蛾眉原本是極美的。杜甫詩雲：“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涴（Wò）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就是說楊貴妃的姐姐虢國夫人自恃天生麗質光彩奪人，朝見皇上也不施粉黛，卻仍要“淡掃蛾眉”，可見蛾眉之美。然而，曾幾何時，“青黛點眉眉細長”竟成為“外人不見見應笑”的過時裝飾了。可見“時髦”也是極重要的。朱慶餘詩雲：“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既痛恨奇裝異服，又害怕過時落伍，這可真是“東邊日出西邊雨”，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也和飲食的表現大相徑庭。說來也是有趣，飲食和服飾雖然都為中國文化所看重，實際情況卻似乎不大一樣。飲食比較保守，服飾則比較新潮。飲食的變化可以說是最小最慢的。古人用筷子，今人也用筷子；古人吃米飯饅頭，今人也吃米飯饅頭；五千年前吃火鍋，現在依然吃火鍋。無論食品原料、烹調方法、進餐方式、習慣口味，都基本保持“中國特色”，難得一變。當然，要說一點沒變，也不是事實。不過，即便最愛吃麥當勞、肯德基的孩子，也不是天天都吃。如果天天吃，還愛不愛，就很難說；長大了，還愛不愛，也很難說。再說，不吃西餐和洋速食的，畢竟還是大多數。所以，仍有人認為，在西方文化不斷傳入，世界文化趨向認同的未來，飲食，可能是“中國特色”的最後一塊陣地。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涴顏色，淡掃娥眉朝至尊。（選自《新增百美圖說》，邱壽喦作，光緒十三年蘇州石印本。）服飾的情況就不大一樣了。如果說飲食是一位因循守舊的老先生，那麼，服飾便像一個追新逐奇的小姑娘。中國的服飾，曾屢經變化。說得遠一點，有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說得近一點，則有辛亥以來的“逐年西化”。今日之服裝，不要說與千百年前大相異趣，便是與十多年前也大不相同。但不管怎樣時尚化，總歸是和國際接軌而不是和傳統接軌。傳統的服飾，大概只剩下了博物館的意義。城市裡已很難見到中山裝，農村裡小夥子的白羊肚手巾和姑娘的大辮子，也不大容易看見了。事實上，咱們這個最最痛恨奇裝異服的國度，恰恰也是最最愛趕“時髦”的地方。許多外國名牌在中國的暢銷，就連外商也感到奇怪。他們無法理解，一個中國人竟會用數月的工資去換一塊體面的包裝布，“十六歲的花季”們也能瀟灑地走進時裝專賣店，用父母的血汗錢換取時髦。看來，我們確有必要討論一下與服飾有關的時尚問題。時髦之謎一般地說，所謂“時髦”，總是新奇玩藝。趕時髦就不會反對奇裝異服，痛恨奇裝異服就不會趕時髦。中國人又反對奇裝異服，又愛趕時髦，豈非莫名其妙？說怪也不怪，原因就在於中國文化的思想內核是群體意識。依照群體意識，每個人都是群體的一員，每個人的生存都要以群體的存在為依據，每個人的價值也要以群體的判斷為標準。換句話說，每個人的尊卑、貴賤、優劣、是非、善惡、美醜，都歸群體和他人說了算。更何況，服飾這東西，原本就是穿來給人看的。如果沒人看，穿得再漂亮也沒有意思。陸遊詩雲：“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花兒尚且不能無人觀賞，況美貌盛裝之人乎？所以愛美的女子一旦無人觀賞，也就無心梳妝。這就叫“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己者容”。既然穿衣打扮，原為讓人觀看，則每個人的服飾，便必須依照物件而確定，不能隨心所欲，別出心裁。完全不假修飾，固然粗野鄙俗，讓人“看不起”；過於講究修飾，又未免虛偽做作，讓人“信不過”。所以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什麼是“彬彬”？彬彬，就是“相半之貌”。文質彬彬，就是既文雅又樸質，既有修養又不失本色，這樣才是真正的君子。正人君子既然必須“文質彬彬”，當然也就不能“奇裝異服”。奇就是“不正”，異就是“不常”。不正常，也就“不正經”。不正經，不是“歪”，就是“邪”。奇裝異服既然是“邪門歪道”，正人君子當然穿不得。那麼，其他人呢？更穿不得。因為其他人似乎更沒有資格搞特殊。什麼是奇？什麼是異？奇就是“少見”，異就是“不同”。“少見”便難免“多怪”，“不同”則異於“凡響”。如果是老外，自然“稀罕少見”；如果是皇上，自然“與眾不同”。所以，老外和皇上的服飾雖然和咱們不一樣，卻不叫“奇裝異服”。中國的普通老百姓就不行了。要啥沒啥的，有什麼資格自行其是、與眾不同？沒有。既然沒有，那你就規矩點。實際上，奇裝異服之所以遭人物議，表面上看是因為不合“禮”，實質上則是因為不合“群”。想想看吧：大家都穿這樣的衣服，你卻偏要穿那樣的衣服，這不是存心要和大家過不去嗎？不是存心要讓大家瞧不順眼嗎？不是公然不把大夥放在眼裡嗎？不是太狂妄、太自大、太目中無人、太自以為是了嗎？難道別人都不愛美就你懂行？——厭惡、反對、痛恨奇裝異服者，大多是這種心理。不能說這種心理毫無道理。道理也很簡單：既然服飾是對他人的尊重，那麼，穿著“奇裝異服”，當然也就要被視為對他人的蔑視。並且不僅僅是對某一個人的蔑視，而是對公眾、對群體的蔑視，這就理所當然地會引起“公憤”。至於穿著過時服裝，用過時的方式裝飾自己，情況則又不同。表面上看，這也是“不合群”。但這種不合群，並不是故意和大家作對，更不是看不起群眾，反倒會被群眾看不起，當然也不會引起反感、憎恨和敵意。趕時髦的情況又要複雜一點。中國人愛趕時髦嗎？愛的。中國人承認自己愛趕時髦嗎？不承認。所謂“時髦”，即“流行於時者”。沒有一定的人數，就稱不上“流行”。所以，時髦也是一種群體行為，與奇裝異服不同。奇裝異服是“標新立異”，故意“與眾不同”；趕時髦則是“隨波逐流”，生怕“落伍掉隊”。二者之間，有著本質的差別。事實上，中國人反對奇裝異服，並非反對“時髦”，而是反對“獨異”。“獨異”是一個人和大傢夥兒鬧彆扭，所以會成為眾矢之的；“趕時髦”則是大家一窩蜂地去做同一件事，當然不會犯眾怒。其實，趕時髦的人都有一種“合群性”。他們眼見得群體前進了，生怕跟不上，這才去趕。因此不是“不合群”，毋寧說是“合群之心太切”，過於猴急而顯得可笑，不夠穩重而被人鄙夷。可見，趕時髦即便有什麼“不是”，其錯誤也不在“時髦”，而在於“趕”。因為依照群體意識，要時髦，也得大家一起時髦，你一個人匆匆忙忙地趕什麼呢？然而，時髦這玩意，不趕又是不行的。不趕，就會過時。一旦過時，再趕上去，不但討不到什麼便宜，反倒更加可笑。同樣，太趕，也是不行的。因為是時髦，就不會是“老一套”，總是新鮮玩意，也就多少有些風險。如果還沒弄清它是否會流行於時，就匆匆忙忙趕了上去，結果無人響應，豈非成了奇裝異服，或奇裝異服的跟屁蟲？這就不能不預留後路。辦法則是宣佈自己不趕時髦，甚或視趕時髦為可鄙。結果，趕時髦就成了一個貶義詞，專一用於那些追新逐奇趕潮流跟浪頭，手忙腳亂變來變去的人。其實，中國人哪有不趕時髦的。想當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一夜之間，全國到處都是黃軍裝、紅袖章，那可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時髦。超前有風險，落伍遭恥笑，因此，中國人處理時尚問題，就有兩條原則，也是兩條古訓，一條叫“變通以趨時”，一條叫“不為天下先”。“變通以趨時”與“不為天下先” 先說“變通以趨時”。中國人喜歡變嗎？不好說。一方面，中國人最不喜歡變，最好是“天不變，道亦不變”，大家墨守成規，照葫蘆畫瓢，便天下太平。因此有“以不變應萬變”甚至“萬變不離其宗”的說法。另方面，中國人又最善變。而且，有時變化之快，彎子轉得之大，連自己都會嚇一跳。比如，剛剛還罵過革命黨的，一轉眼辮子就盤到頭頂上去了；前不久還自稱“大老粗”並以“大老粗”為榮的，一轉眼，就有了“大專以上學歷”和“高級職稱”。總之，當真要變，也可以變，而且說變就變，又哪有什麼“祖宗成法不可變”！這就叫“變通以趨時”。也就是說，時代變了，服飾及其他方面，也要跟著變，否則就是“不合時宜”。不合時宜便會落伍。嚴重一點的，則會丟了身家性命。因為“時變”常常因於“政變”，“易服”往往意味著“易主”。大家都跟著去朝拜新皇帝、當新國民了，你自家一個人還穿著舊時冠服，便難免被視為“敵對分子”。要不然，大小也就是換件衣服變個髮式的事情，為什麼不跟著做？即便不是對抗，至少也是心裡面鬧彆扭，背地裡犯嘀咕。這就不討人喜歡，也“吃不開”。所以中國又有一句古訓，叫“識時務者為俊傑”。就是說，時勢變了，風頭變了，大家都跟著變了，你也要儘快變過去，否則就會“背時”。背時就是倒楣，趨時才有甜頭。關鍵要看什麼東西“行時”。“行於時”才“行得通”。行得通的事不做，偏去做行不通的事，豈非犯傻？所以不變不行。尤其是服飾，就更得跟著變。你想，行頭行頭，如果不“行”（行時），還能叫“行頭”麼？何況要變也不難。反正首先要變的，都不過是表面的東西，如服飾之類。骨子裡的東西，亦不妨依然故我。所謂“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就是這個意思。換句話說，“改頭換面”不等於“脫胎換骨”，“煥然一新”並不妨礙“我心依舊”的。但是表面文章，卻也不可不做。因為跟不跟，是“態度”問題；跟不跟得上，是“水準”問題。水準不高，無可指責；態度不對，便要整肅。所以時勢變了，人們也會跟著變，至少在口頭上和表面上是如此。只要口頭上和表面上變了，就不會有人追究。便是有人想追究，也無從下手。因此一到時勢大變，想頂也頂不住的時候，中國人也會敷衍敷衍。叫掛龍旗就掛龍旗，叫掛五色旗就掛五色旗，叫掛青天白日旗就掛青天白日旗，甚至叫掛膏藥旗就掛膏藥旗。這也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隨機應變，曲線救國，先存活下來再說。當然也有真變的。近一百年中國的變化就很大，近二十年又為最。顯然，中國人並不一味地反對“變”，更不反對“趨時”，反對的只是某個個人的“超前”和“出頭”。“出頭的椽子先爛”，“槍打出頭鳥”，“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歷史上那些帶頭搞改革的，幾乎都沒有什麼好下場。商鞅是被車裂了的。王安石雖然沒有被車裂，名聲卻一直不好。再說帶頭也沒什麼好處。第一個吃螃蟹的雖然在理論上是英雄，可又有誰記得他是張三李四？因此又有第二條原則，叫做“不為天下先”。所謂“不為天下先”，不但是“不為戎首”“不為禍始”，而且也“不為福先”。也就是什麼事都不要走在前面。壞事固然不能帶頭幹，好處也不能得在前面，因為那會遭人嫉妒。一兩個人嫉妒問題還不大，如遭眾人嫉妒，那就要倒楣了。最好是“隨大流”。既不用擔風險，又不用費腦筋。就算錯了也沒關係，反正“首惡必辦”，“脅從”則可以“不問”。沖在最前面的人犧牲倒下之後，勝利的果實豈非正由中下游者享用？這正是群體意識的體現。在一種“群體至上”的文化中，個人總是渺小的，群體才是偉大的。群體強，個人弱；群體力量大，個人能耐小；群體代表著正確方面，個人則難免要犯錯誤。所以，一個人，只有融入群體才“吃得開”，被稱為“分子”的則往往“吃不開”，比如“地主分子”、“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因此有人戲言，說中國知識份子之所以又“窮”又“臭”，就在於不幸而為“分子”之故。總之，變也好，不變也好，快變也好，慢變也好，都不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既要“隨機應變”，又要“隨波逐流”。反正只要“合群”，就不會有什麼錯誤。如果居然“敢為天下先”，成了“分子”，那麻煩可就大了。從上與從眾的確，“合群”才是最重要的。什麼是“群”？“獸三為群，人三為眾”。獸為群（如羊群），人為眾（如民眾），合起來就叫“群眾”，也就是像羊一樣跟著“牧羊人”（君）、跟著大家一起走的“人眾”。於是，中國人的變通趨時，又有兩條原則，一是“從上”，二是“從眾”，——一個人跟著另一個人，最後變成三個人。其實，時髦幾乎從來就是“從上”的。“上有所好，下必從焉”，歷來如此。“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吳王好劍術，國人多傷疤”，審美風尚的形成往往源於上流社會的好惡與宣導。“一叢高鬢綠雲光，宮樣輕輕淡淡黃，為看九天公主貴，外邊爭學內家裝。”（王涯《宮詞》）宮廷、豪門、都市，從來就是形成時尚、領導潮流的“頭羊”。這是有例的。比如“長冠”（又叫“齋冠”），是一種竹皮冠，相傳是劉邦發跡之前發明的，所以又叫“劉氏冠”。劉邦發跡之前，不過是個混混。雖然謀了個“泗水亭長”的差事，也不過是個試用的吏員。他頭頂上的那個竹皮冠，又能怎麼樣？只因為它是高祖早年所造，後來竟被定為官員的祭服，而且爵非公乘以上，還沒資格戴。又比如“花鈿”（又稱“額黃”），是一種兩眉之間的裝飾。它的緣起，據說是南北朝時，南朝宋武帝之女壽陽公主一日仰臥簷下，一朵梅花正好落在額上眉間，染成顏色，拂之不去。宮女們見之奇異美觀，便競相效仿，蔚為風氣。李商隱《蝶》詩雲：“壽陽公主嫁時妝，八字宮眉捧額黃”，說的就是它。最可笑的是“點痣”，原本是天子後宮嬪妃，月事來臨時，不便奉承龍恩，又不便言說，便以朱砂點面為標記，傳到宮外，竟也成為一種裝飾了。顯然，“從上”就是“崇上”，而“崇上”也就是“崇尚”。一個社會崇尚什麼不崇尚什麼，誰說了算？難道是老百姓不成？當然是“上面”說一不二。何況“跟著上面走”，大家也心甘情願。下層社會對上流社會總是盲目崇拜的，再說也“保險”。因為一方面，懲罰總是“自上而下”的；另方面，也“刑不上大夫”。這樣，從上，就可以避免承擔始作俑者的風險，即便錯了，也不會被視為奇裝異服而受到追究。更何況，在中國古代社會，無論飲食起居、服飾裝扮，宮廷較之民間，都市較之鄉村，上層較之下層，總是更豪華、更排場、更精美、更先進。跟著上面走，就既保險，又可“得風氣之先”，何樂而不為呢？南朝宋武帝之女壽陽公主，一日臥於殿簷下，一朵梅花正好落在額上眉間，拂之不去，竟形成一種眉間裝飾——額黃（花鈿）。（選自《新增百美圖說》，邱壽喦作，光緒十三年蘇州石印本。）“從眾”的心理也如此。中國人做事，對錯先不論，只要是“大家”都這樣做了，便先有了三分“合理因素”和“保險係數”。即便果真錯了，也毋庸憂慮會受懲罰。因為“法不治眾”，懲罰總是針對少數人的。要打擊和能打擊的，只是“極少數”、“極個別”膽敢出頭的“分子”。至於“群眾”，則只是教育問題，頂多問個“盲從”之罪。但“盲從”其實是無罪的。因為既然是“盲”，當然也就“看不清”。看不清就不知道，不知者不為罪。何況看不清的，又不止一個兩個，可見不容易看清。是非本不易看清，咱們又有點盲目，哪能不犯錯誤呢？話說到這份上，你就是想追究，也追究不下去了。中國人喜歡“從眾”，還因為依照群體意識，每個人的價值都要由群體來確證。這樣一來，群體和他人，便成了鑒定衡量自己言行是非對錯的標準。群體和他人可以做的，自己也可以這樣做；群體和他人都不做的，我們自己就做不得。比如阿Q欺負小尼姑，明明是“非禮”，阿Q也要強詞奪理地說：“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實和尚何曾摸過？又有誰說和尚摸得？沒有。可見是胡說。但阿Q卻非得假定和尚摸過摸得不可。因為只有如此假設，他的非禮才是“從眾”，也才合理合法，心安理得。既然說話辦事，都是跟著別人跑，用別人的眼睛看事物，用別人的腦袋想問題，按照別人做過的做事情，則一旦犯了錯誤，亦往往不假思索地便把責任都推到別人的身上，諉過或遷怒於別人。比如阿Q，捉不到可以咬得很響的大蝨子，便遷怒于王胡；挨了王胡的打，又遷怒于假洋鬼子；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則又遷怒于小尼姑，並把所有的賬，都算到最後才見到的小尼姑身上：“我不知道我今天為什麼這樣晦氣，原來就因為見到了你！”可惜阿Q早生了幾年，又沒有文化，否則他的“調戲”吳媽，完全可以委過於讀了當代某作家的書。然而阿Q也不幸，只好怪小尼姑的臉上，不該“有一點滑膩的東西”了。這當然很便當，也很省心，只可惜也不會有什麼長進。因為把責任都推到別人那裡去了，沒自己什麼事，自然也用不著反省，用不著改進。一個不知反省的人，對別人也不會有真正深刻的理解；而一個對自己都不負責的人，又怎麼談得上對國家民族負責？如果只是某一兩個人這樣，倒也罷了。倘若全民族每個人都如阿Q，則其前途也就十分堪憂。“一窩蜂”與“一刀切” 問題還不止於此。就說阿Q。阿Q的欺負小尼姑，究竟是一時衝動呢，還是預謀已久呢？我們知道，阿Q是個內心沒有成算的人。要說他早就在策劃這樣一個“非禮事件”，顯然不是事實。但要說他從來沒有想過，也不是事實。阿Q有一個“理論”：凡寡婦，都想偷漢；凡尼姑，均與和尚“吊膀子”。如此，則所有的尼姑，便都曾經被和尚摸過。這就使他憤憤不平：和尚摸了，我阿Q沒有摸，豈不是吃虧？那就一定要摸他一次！顯然，所謂“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其實還有一層意思沒有說出來，那就是：“和尚摸了，我也要摸”。換一種更帶普遍性的說法，則是：“別人有的，我也要有。”這種心理，就叫“攀比”。中國人喜歡攀比。你穿名牌，我也要穿名牌；你戴首飾，我也要戴首飾；你分房子，我也要分房子；你評職稱，我也要評職稱。反正得“大家一樣，人人有份”。這似乎也很合理。因為依照群體意識，我們原本就是從眾從上，跟著別人走的。既然別人沒有的我們也不能有，別人沒幹的我們也不能幹，那麼，別人幹了，我們為什麼不能幹？別人有了，我們為什麼不能有？於是，就有了“一窩蜂”和“一刀切”。魯迅先生早就描述過中國人的“一窩蜂”：一個人在街上吐了口口水，並蹲下來看，立即就會圍上一大堆人。這時，如果看客中有一個人發一聲喊，拔腿就跑，那麼，大家也就會跟著一哄而散，真不知“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中國人的這種“一窩蜂”，真是隨處可見，隨時可見。就拿鍛煉身體來說，喝紅茶菌便都喝紅茶菌，打雞血針便都打雞血針，做甩手操便都做甩手操。最近聽說又有人推出“喝尿療法”，不知能蔚然成風否？當然，身體畢竟是自己的。拿自己的身體去做“一窩蜂”的實驗品，那也最多是“咎由自取”。倘若連國是也如此操作，比如一窩蜂地去大辦鋼鐵，或一窩蜂地去抓走資派，便難免弄得國無寧日。建國後的許多運動，儘管事後證明並不正確，當時卻能毫不困難地發動起來，原因之一，便不能不部分地歸結為這一民族心理。中國人為什麼會“一窩蜂”？非他，群體意識而已。依照群體意識，凡屬群體的，也一定是正確的，誰願意犯錯誤呢？凡屬群體的，也一定是保險的，誰又願意擔風險呢？就算錯了，犯錯誤的又不是我一個人，吃虧的又不光是我自己，怕什麼！反倒是，如果大家都進步了，都沾了光，占了便宜，就我一個人落伍吃虧，那才叫慘呐！更何況，中國人早就把腦袋，把思考選擇的權利和相應的責任都交給了群體交給了他人，只怕是連想都不會想，就跟著跑了。當然也就會“一窩蜂”。與“一窩蜂”相配套的作業系統叫“一刀切”。所謂“一刀切”，就是對一應問題，各色人等，均不問高矮胖瘦、青紅皂白，一律按同一標準處理。比如，一到六十歲，不論身體好壞，能力高低，工作是否需要，都統統退休。不到年齡而自願退休者，則一律不准其退。這顯然是“一窩蜂”的翻版。但“一窩蜂”是群眾的事，“一刀切”則是領導的事。群眾沉在基層，難免是非不清；領導高屋建瓴，難道也不明事理？不是不明，而是太明，——不“一刀切”，就會“擺不平”。你讓張三退休李四不退，張三不會有意見？你讓王五晉升趙六不升，趙六不會鬧情緒？沒法子，只好“一刀切”。所以儘管誰都明白“一刀切”並不合理，但不管誰當了領導，也都只能如此辦理。其實，即便“一刀切”，有時也不靈的。因為攀比攀比，除了“攀”，還有“比”。既然是比，就要比個高低，比個優劣，比個勝負，比個水落石出。於是，你蓋三星飯店，我就蓋五星的；你分了三房一廳，我就要四房兩廳。可見，攀比並非就是“人人有份，大家一樣”，骨子裡還是“出人頭地，高人一等”。這樣，從眾，也就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跟著”別人走，另方面則是一心要“比過”別人。因為“跟不上”固然沒面子，“比不過”也同樣沒面子。所以非攀比不可。這就牽涉到“面子”了。事實上，服飾禮儀也好，攀比心理也好，都關乎面子，而面子，則是每個中國人都不能沒有的東西。那麼，面子是什麼？

中國出了個鬼才 01 玩出來的國學大師民國湧現了無數大師，哪一位大師最聰明、天分最高？有人說是胡適。胡適一生，拿了36個博士學位，涉足文學、哲學、歷史、教育多個領域，可謂學霸中的學霸、天才之中的天才。可後來有人去問胡適：“在先生這一輩人中，先生恐怕是最聰明，天才最高的了吧？” 胡適聽完卻連忙擺手搖頭：“不然！趙元任先生就比我聰明。” 等等，胡適的名頭如雷貫耳，可趙元任是何方神聖？中文拼音知道吧？就是在他設計的國語羅馬字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倉央嘉措的情詩知道吧？就是趙元任最早收集整理的；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三位總聽過吧？這三位和趙元任並稱“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趙元任當上“四大導師”之一的1925年，梁啟超，52歲；王國維，48歲；陳寅恪，35歲；而趙元任，僅僅只有33歲！他是最年輕的一位。最神奇的是，他大學本科主修數學，在哈佛大學拿了哲學博士學位，畢業後跑到康奈爾大學當物理講師，最後卻成了著名語言學家和音樂家，被人尊稱為“中國現代語言學之父”。趙元任曾說：“我想我大概是生來的語言學家、數學家和音樂學家。” 輕輕鬆松一學，就精通了8國語言和33種漢語方言；隨隨便便一搞，就譜出神曲《教我如何不想她》，霸佔民國流行樂壇十多年。趙元任的女兒曾問他：“爸為什麼會搞語言學？” 趙元任答：“好玩兒唄！” 人這一生的成就，有兩種不同的獲得途徑：一種得頭懸樑、錐刺股，是下笨功夫熬出來的；而另外一種，完全是天資聰穎、骨骼驚奇，純粹靠一顆玩心，也能玩出大師級的高度。趙元任，顯然就是後者。 02 聰明人學東西，玩玩就會趙元任，出身自名門望族。傳說他的三十一世祖，是宋太祖趙匡胤；他的六世祖，就是清朝著名詩人趙翼。趙元任小時候，祖父在北方做官。每當祖父在衙門裡升堂，令衙役行刑打人屁股，趙元任總會在一旁細看。別人看竹板打屁股，打得血肉橫飛，恐怕只是圖個樂呵。趙元任不一樣，一邊觀察著玩，一邊就在研究打屁股的節拍，和衙役獨特的計數方法： “十一、二，三一、四，五一、六” “一、二十、二，三、二十、四”。他後來回憶說：“我數過很多次，一次也沒有發現行令的人數錯過。這套計數系統真有意思。” 你是不是沒搞懂這計數方法怎麼回事？大方承認吧，你的智商，可能趕不上學齡前的趙元任。當然，這不丟人。趙元任會玩、也懂玩，從生活中就能玩出知識、玩出學問。玩得最有水準的，當屬語言方面。去南京讀書時，有一次和同學外出聚餐，這一桌同學來自全國各地，講不同方言： “儂曉得伐？阿拉上海寧！” “丟雷老母！白話雷明唔明？” “龜兒子，日你屋裡先人板板！” 沒想到一頓飯下來，趙元任竟然能用八種方言，和同學們挨個交流，驚得大家一個個面面相覷，佩服得五體投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趙元任去巴黎開會，和當地人大說巴黎土話，結果被人以為是巴黎本地人，對他感慨說：“你總算回來啦！” 去了柏林，和當地人講柏林腔德語，也被柏林人當老鄉：“上帝保佑，你躲過了這場災難，平平安安地回來了。” 趙元任學語言這麼厲害，可也沒怎麼勤學苦練，就是玩著玩著就學會了。他10歲前就會了10門方言。他從家教那學會了常州話，從大姨媽那學會了常熟話，從伯母那學會了福州話，跟著一個親戚一陣子，很快就把親戚老家的方言都說溜了。英國哲學家羅素來華巡講，趙元任陪同當翻譯。在上海到長沙的輪船上，趙元任遇到一些湖南人，就在和他們的閒談之中，順便學了點“皮毛”的湖南話。到了長沙以後，羅素開講，用英語嘰哩哇啦說了一大堆，趙元任現學現賣，全部翻譯成湖南話。等演講結束，一個學生還沖上臺來問他：“趙博士，你是湖南哪個縣的？”據說，這個學生就是毛澤東。趙元任擔任羅素翻譯趙元任當年報考庚子賠款官費留美生，考試科目裡有拉丁文，他一點都不會。結果他既沒有報輔導班、也沒有買押題密卷，就考前幾個星期稍微自修了一下，臨時抱了下佛腳，沒想到就考了個第二名的好成績。他的老哥們胡適，僅僅才考第五十五名。我曾經被一個朋友告誡過：“不要誇我勤奮，否則你就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笨人學東西，愛用笨功夫，但笨功夫做出來學問，有一股自虐式的酸腐氣；只有玩著學、學著玩，學東西學得舉重若輕，那才顯得出真水準、真本領。 03 玩出來事業有大格局趙元任最大的成就，在語言學和音樂兩個領域。在音樂領域，他最重要的作品，就是他貪玩玩出來的成果。有一次，趙元任去杭州西湖遊玩。走著逛著，進了西湖邊上一個木魚店。木魚店裡的木魚品質很差，但趙元任童心發作，竟然就在木魚店裡很有興致地玩了起來。他敲敲這個、敲敲那個，不一會兒就選了十幾個木魚出來，排成一排。然後靈光一動，用兩隻手去敲木魚，敲出了一段旋律來。人人爭唱的名曲《教我如何不想她》，就是這樣敲木魚敲出來的。趙元任會隨身攜帶一個五線譜本子，無論走到哪裡、在何時何地，只要一有靈感，就會翻出本子來先記下。他的女兒曾說：“他的許多音樂作品，都是在刮鬍子的時候創作的。”換句話說，都是不經意間玩出來的。學術界公認，趙元任是我國全面利用現代語言學理論方法研究中國語言並取得世界性聲譽的第一人。更令人稱奇的是，趙元任不僅是天生的語言奇才，還是天生的音樂怪才。語言和音樂，在趙元任這裡，基本就是硬幣的兩面，觸類旁通。他是中國第一首鋼琴曲的創作者，“中國第一情歌”《教我如何不想她》的譜曲者。由他作曲的作品達100多首。《教我如何不想她》是劉半農寫的新詩，後來趙元任給譜了曲，一下子紅遍中國，迄今仍是許多音樂會的必唱曲目。1934年，在北京的一場音樂會上，《教我如何不想她》大受歡迎，有人發現劉半農就在現場，於是提議請詩人與大家見面。劉半農靦腆地站了起來，不料有一位姑娘喟然歎日：“原來是一個老頭子！” 劉半農事後作了首打油詩自嘲：“教我如何不想他？但恨不能同吃茶。原來是個老頭子，教我如何再想他！” 1936年，趙元任演唱《教我如何不想她》趙元任覺得語言學“好玩兒”，於是，再辛苦的調查工作，對於他來說，就如同有趣的遊戲。他曾和助手一起去蘇南、浙江調查吳語方言，一天要跑好幾個地方，調查完才去找旅館，結果常常是連小旅館都找不到，只好住在農民家裡，非常辛苦，助手往往叫苦不迭，但趙元任反而自得其樂。有一回，他們夜間趕火車，準備從無錫去往蘇州，但是只買到四等車票，座位是那種硬得硌屁股的硬板座。上車以後，也管不了那麼多，太疲倦，拿小提箱做枕頭，倒頭呼呼就睡。結果醒來後發現車廂裡漆黑一片，往外一看，壞了，別的車廂都開走了，就留下這一節車廂沒動。車廂裡又黑暗又寂寞，助手慌了手腳，連聲問怎麼辦。趙元任詼諧一笑，卻說：“現在外面旅館也不好找，我們就在車上睡到天亮吧！” 這一次調查的成果，最後整理成《現代吳語的研究》一書。這是中國第一部用現代方法研究方言的著作，在語言學界的地位很高。但就是這麼一部煌煌大著，卻是趙元任自得其樂地“玩”出來的。在那個年代，常常有人冒出奇談怪論，認為是漢語阻礙了中國人的科學思維，漢語是導致中國落後的罪魁。但趙元任卻強烈反對這種說法：“作為一個以漢語為母語的人，我想說，漢語在科學上優於西方語言。” 趙元任曾說：“對於學術，要懷著女人對男人的愛；而對於藝術，要具有男人對女人的愛。” 學術和藝術，在他的眼裡，和愛情一樣有趣，讓人迷醉其中，不能自拔。也許正是這份執著與熱愛，最終讓他站在學術巔峰，有了更開闊的視野，展示出了大宗師般的大格局。 04 婚姻的保鮮術重在一個玩字和那個年代大部分男女一樣，趙元任14歲那年，家裡人就給他定了一門親。姑娘姓陳，沒見過面。他沒膽子當面拒絕，只是在日記裡哀歎：“婚姻不自由，我至為傷心。”而這一傷心，就傷心了整整十四年，直到他二十八歲那年，遇上了大他三歲的楊步偉。出身南京望族的楊步偉，當過女校校長，拿過醫學博士，還創辦過一家私立醫院。至於性格嘛，楊步偉的老爹誇過她：“你剛強得像個男子。”女人的身子，男人的性格，剛強、直爽、率性。趙元任和楊步偉第一次見面，楊步偉就問他：“你學什麼的？” 趙元任說：“學哲學的。” 楊步偉說：“一個人好好的，幹嘛學哲學？” 一席話搞得趙元任特別尷尬，但楊步偉直爽的性格，卻給了他很深的印象。於是，趙元任三天兩頭就跑去看楊步偉。很快，他們兩個人談起了戀愛。這場戀愛，從一開始就很好玩：趙元任會打電話給楊步偉，將聽筒放在鋼琴旁，彈鋼琴給她聽；趙元任忙著和楊步偉約會，甚至把要給羅素當翻譯的事都忘了，把羅素晾在講堂上，左等右等都等不來趙元任，急得團團轉。等趙元任想起這事的時候，才攜著楊步偉匆匆趕回來，氣得羅素連聲對他說：“壞傢伙，壞傢伙！” 一年之後，趙元任退掉了家裡包辦的婚約，選擇和楊步偉走入婚姻殿堂。他們的婚禮簡單、新穎，直接去公園照了個相，再做成通知書，分寄給400多位親友，還堅決不要大家送來的禮金。這就是婚禮的全部內容，沒那麼多繁複的規矩禮儀，顯得別開生面、有趣好玩。這一舉動，在那個年代，可謂轟動一時，連報紙都發特號做了報導：《新人物的新式結婚》。常常聽人說：“婚姻要有儀式感。” 結婚不大操大辦，顯得寒磣，既證明對方不把你當回事，又不能保證婚姻的長久穩定。然而在名人出軌納妾盛行的民國，趙元任和楊步偉這一對，儘管個性不同、儘管生活中偶有爭吵，但一路披荊斬棘，相伴走過了六十年的風雨。六十多年的婚姻裡，他們用一顆會玩的童心，來保持婚姻中的和諧度和新鮮感：他們兩口子會做一個日程表，在家裡今天說普通話，明天說上海話，大後天說湖南話；金婚紀念日，楊步偉寫詩： “吵吵鬧鬧五十年，人人都說好姻緣。元任今生欠我業，顛倒陰陽再團圓。” 趙元任當場和上一首幽默小詩： “陰陽顛倒又團圓，猶似當年蜜蜜甜。男女平權新世紀，同偕造福為人間。” 有人嘲笑趙元任怕老婆，趙元任毫不否認，反而哈哈一笑：“與其說怕，不如說愛；愛有多深，怕有多深。” 楊步偉曾說：“我們爭爭吵吵60多年，但也和和睦睦共度了大半個世紀。” 擁有如趙元任這樣有趣的靈魂，婚姻從來不是愛情的墳墓，婚姻會變成愛情的遊樂場、充電站，在生活的瑣碎間，兩個好玩有趣之人的感情，往往能天長地久、羨煞旁人。 05 好的友誼有一種玩出來的默契趙元任知交滿天下，民國學界，凡是數得出名號的，都和他有不錯的交情。其中他最要好的朋友，當屬林語堂、胡適和劉半農。和朋友交往，趙元任不改其幽默本色，處處透著不正經。他給林語堂寫信，總愛寫一些英語音譯詞：“狄兒外剃，豪海夫油鬢？”（Dear Y. T. 親愛的語堂，How have you been？你近來忙些什麼？）胡適過四十歲生日時，正在上海被人寫文章圍攻，心情糟糕透頂。趙元任和他說笑慣了，寫下一首詼諧幽默的打油詩，專門送給胡適當賀壽禮： “適之說不要過生日，生日偏又到了。我們一般愛起哄的，又來跟你鬧了。今年你有四十歲了都，我們有的要叫你老前輩了都；天天聽見你提倡這樣，提倡那樣，覺得你真有點兒對了都。你是提倡物質文明的咯，所以我們就來吃你的面，你是提倡整理國故的咯，所以我們都進了研究院；你是提倡白話文學的咯，所以我們就囉囉嗦嗦地寫上了一大片。我們且別說帶笑帶吵的話，我們也別說胡鬧胡搞的話，我們並不會說很巧妙的話，我們更不會說‘倚老賣少’的話；但說些祝頌你們健康美好的話，就是送給你們一家子大大小小的話。” 胡適看完這首打油詩，哈哈一笑，心情也好了不少。而趙元任和劉半農的友誼，則開始於一場罵戰。 1911年，劉半農準備編一本“罵人專輯”，於是在報紙上刊登啟示，公開徵集各地罵人方言。趙元任看到啟示後，馬上登門拜訪，用各地方言把劉半農罵了個狗血噴頭。兩個人大感投緣，覺得相見恨晚，從此經常一起探討語言學問題，或者一起玩音樂、創作歌曲，玩得不亦樂乎。那首著名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就是二人合作出來的，劉半農作詞，趙元任作曲。他們兩個人的友誼，有點志同道合、臭味相投的意味。 1934年，劉半農因病去世。趙元任悲慟莫名，含淚寫下一副挽聯：十載湊雙簧，無詞今後難成曲；數人弱一個，叫我如何不想他。 1981年，90歲高齡的趙元任，返回故土，回到清華照瀾院，想起當年與劉半農等舊友在一起相聚的時光，恍若隔世，一時間百感交集。他用吳語方言，再度唱起了那首《教我如何不想她》，一吐對故友的懷念之情，陪同參觀的人，無不為之動容。好的友誼，是玩出來的，玩出默契，玩出性情。但玩出來的友誼，不是相聚時一起吃喝嫖賭、如膠似漆，相別後互相淡忘、時光流洗；真正的友誼，經得起時間考驗，如同高山流水遇知音，相見如故，志同道合，歲月會讓它變成靈魂的底色。 06 最高級的教育方法是玩著學、學著玩趙元任的教育法，依然重在一個“玩”字，而且放任學生動手“去玩”。當時研究所裡面，常常從海外購來一些新儀器。這些新儀器，貴得要死，一般都不敢讓學生去倒騰。但趙元任一概不管，全部讓學生按照說明書，自己去摸索操作。有一回，研究所裡拿到了海外買來的最新儀器“語音訊譜分析儀”，這玩意是中國唯一進口的一套。他還是放心大膽讓學生去開箱驗收，結果那學生急於試機，忘了美國電器的電壓只有110伏，而中國供電有220伏，一插上電源，機器就燒了，嚇得屋子裡的人臉都變黃了！那個學生也嚇得不輕：“這還了得！賠也賠不起啊！” 可是趙元任默默在一旁看著，依然不動聲色，既不出言責備，也不發聲指導。不一會，那學生就冷靜下來，很快就想好辦法：打開機器後背，把保險絲一換，問題迎刃而解。這就是趙元任的教育方法：他不干預、不叨逼叨逼，讓學生自己去摸索，在摸索中解決問題、自己成長。而趙元任自己，在教育中喜歡扮演一個啟發者的角色，好像一個武林高手，在日常的玩耍之中，就把高深的功夫傳授給了學生。趙元任常常把學生叫到家裡吃飯。有一回夏天，大家吃完午飯，正在庭院中的樹底下乘涼。趙元任指著地上的樹影，忙問學生：“你們看，這地上樹影有什麼特點？” 學生們仔細一看，發現日光投影竟然是半圓形，而不是正圓形的。趙元任繼續問：“誰來說說這是為什麼？” 好幾個學生七嘴八舌，說了一大通道理，可都沒說到點子上。只有一個學生腦筋靈活，很快就想明白了原理： “原來今天是日偏食。樹葉很密，露縫很小，就都起了‘針孔效應’，所以日光在地上的倒影都成了半圓形，而且方向和天上半個太陽的方向是相反的。這就相當於照相機的鏡頭。” 趙元任大感欣慰，略微點了一下頭。而這位腦袋靈活的學生，正是日後著名語言學家吳宗濟。你或許會覺得奇怪，趙元任教吳宗濟的，不是語言學嗎？針孔效應，這不是物理學的內容？趙元任為什麼讓他們思考這些“非主業”的內容？其實，物理學也好、語言學也好，天底下的學問，要想搞明白，都離不開觀察、分析、思考。趙元任不僅是在傳授學生們知識，而是在引導學生建立一套學習思考的方法。寓教於樂，在玩樂之中順便就成功教學，這是趙元任玩教育的聰明之處。正是在這套教育法的作用下，趙元任為後世培養了一大批語言學巨擘，如王力、呂叔湘、吳宗濟等；他的三位女兒，大女兒是哈佛大學第一位華裔女教授，二女兒是中國著名化學家，三女兒也在麻省理工學院當教授。稱趙元任為大教育家，也是實至名歸。 07 美國語言學家裘斯曾評價說：“趙元任什麼事情都不會做得不好。” 天底下沒有他想做卻做不好的事，也沒有他想弄懂卻弄不懂的學問。他是學貫中西、兼修文理的奇才，是民國真正的文藝復興式巨人。會玩、懂玩，永遠保持一種嬉戲樂觀的心態，成就了他無與倫比的創造力和想像力，也貫穿他這好玩的一生。趙元任人生的最後時光，躺在醫院的病床上，他的床頭依然放著一本，他兒時最愛的《唐詩三百首》。直到他去世的前一晚，他還在用他那沙啞的嗓子，用常州鄉音，念著杜甫的那首《旅夜書懷》：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 08 當然，最經典的是，為了說明文字和語言具有相對獨立性，他寫了好幾篇同聲同韻單音字敘事的精妙短文章，在幽默風趣中盡顯他的語言文字能力。其中，最著名的一篇是《施氏食獅史》：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適市。是時，適施氏適市。氏視是十獅，恃矢勢，使是十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屍，適石室。石室濕，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試食是十獅屍。食時，始識是十獅屍，實十石獅屍。試釋是事。翻譯一下：住在石頭房子裡的詩人施先生喜歡吃獅子，發出誓言要吃十隻獅子。施先生經常到市場上查看獅子。有一天，十點鐘的時候，正好有十隻獅子被運到了市場上。這時候，恰好施先生也來到了市場上。施先生觀察這十隻獅子，依仗弓箭的力量，把這十隻獅子射死。他拾起這十隻獅子的屍體，回到石頭房子裡。石頭房子裡很潮濕，他吩咐僕人擦拭石頭房子。石頭房子被擦乾淨了，他開始試著吃這十隻獅子的屍體。吃的時候，才知道這十隻獅子的屍體，實際上是十個石頭獅子的屍體。請嘗試解釋這件事情。這篇《施氏食獅史》原文，就算是央視新聞主播，用普通話讀出來，也會立馬變口吃。趙元任就有這個本事，把枯燥的學問，做得風趣盎然。他曾告訴大女兒，他研究語言學，只是為了“好玩兒”。“好玩兒，不是功利主義，不是沽名釣譽，更不是嘩眾取寵，不是一本萬利。” 他本人的性格也極好，說話風趣而不刻薄，和藹可親，遇事超然，從不與人大聲爭吵。他後來長期在耶魯大學、哈佛大學、加州大學等美國一流院校執教，無論是道德、風采、修養，還是學問、文章，均得到國際公認。美國語言學界有一句話，叫“趙先生永遠不會錯”。很多人敬佩趙元任，除了佩服這個百年難得一見的通才、鬼才，更敬服他純粹的學者本色。早在結婚之前，他就和楊步偉約定：將來什麼都可以依你，但有一樣你絕對不能逼我，那就是，你要明白我這個人一輩子都不做官，不喜歡做任何行政的事。這一決定，趙元任終其一生，從未改變。期間，面對許多次名位的誘惑，他均坦然以辭，光拒絕擔任國內名校校長，就達四次。 1947年，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朱家驊，給在美國的趙元任連打多封電報，要他出任中央大學校長。趙元任急了，回電說我從不喜歡做行政事，也不會做。來一封電報，就辭一次。朱家驊沒辦法，決定走“夫人路線”，給楊步偉打電報，要她做通趙元任的思想。楊步偉尊重趙元任的選擇，回電說：“我知他非行政人才，請另選高明。” 同時，楊步偉跟丈夫建議，只有暫停回國行程，才能免除校長之位。他們於是決定等任命校長風波過後再回國。誰知道政局變幻莫測，這一等，他們就在美國呆了20多年，直到1973年才重回大陸訪問。楊步偉曾回憶說，雖然因思鄉而想回國，“但是元任說他的學問是國際上的有用人才，與政治一點關係都沒有，而且他對政治既無經驗也無興趣，與現在國內無定時一點無用，還是留在外國好點。我說一個中國人國際上有名，也是給中國人留名，不也是一樣嗎？” 事實也是如此，留在美國的趙元任，成了中國有大師的標誌。至今，仍有無數的學者在感慨，幾乎沒有人能像趙元任那樣，把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這兩種文化融合得如此嫺熟。在漫長的教學生涯中，他教過物理學、數學、哲學、中國音樂史、中國語言、漢語語法、理論語言學、邏輯學等課程。他是如此博學，以至於給他冠以數學家、語言學家、翻譯家、哲學家、邏輯學家、音樂家等頭銜，都不足以涵蓋他的成就。人們想不出有什麼合適的詞，才配得起這樣一個鬼才。只能說，他是一個“文藝復興式的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