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2歲的比利時青年羅格爾被德軍判處絞刑，執行日期定在三天後，他的罪名是：
參與抵抗組織，並炸毀了一列德軍軍火列車。

羅格爾的母親跪在德軍司令部門外整整一夜，換來的只是冰冷的拒絕。

村長找遍了所有關系，甚至托人聯系到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三世，國王親自寫信給德軍司令部，請求寬恕這個年輕人，但德軍的回復只有四個字：「維持原判」。

就在村民們準備為羅格爾送行時，一個瘦小的東方女人走進了村公所。她叫錢秀玲，31歲，是村裡唯一的華人醫生。她對村長說：
「讓我試試，我有辦法。」

錢秀玲翻出一張泛黃的照片，照片上，她的堂兄錢卓倫與一位德國軍官並肩而立，兩人都穿著軍裝，面帶微笑。

那是1936年在南京拍攝的，當時錢卓倫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而照片中的德國人正是現任德軍駐比利時最高指揮官：亞歷山大·馮·法肯豪森。

錢秀玲連夜寫了一封信，用德文工工整整地寫滿三頁紙。
她在信中提到錢卓倫曾多次在家信中提及法肯豪森將軍的為人正直，相信將軍不會讓一個無辜青年死於戰爭的瘋狂。

第二天清晨，錢秀玲獨自前往布魯塞爾。從埃爾伯蒙到布魯塞爾有120公里，途中要經過七個德軍檢查站。

她隨身只帶了那張照片、信件和一份由全村326名村民簽名的請願書。

在布魯塞爾德軍司令部，錢秀玲被擋在門外。衛兵用槍指著她，讓她立即離開，她舉起照片說：
「請告訴法肯豪森將軍，錢卓倫的妹妹有急事求見。」
衛兵狐疑地接過照片，消失在大門內。
等待的兩個小時里，錢秀玲一直站在雨中，她的藍色旗袍已經濕透，但她一動不動。終於，一位副官出來，帶她進入司令部。

法肯豪森坐在巨大的辦公桌後面，仔細端詳著那張照片。
「錢卓倫現在怎麼樣？」
他用生硬的中文問道。
錢秀玲回答：
「堂兄在重慶，仍在軍中服役，他常在信中提起將軍。」

將軍沈默了很久，然後說：
「你知道那個青年炸毀了我們的軍火列車嗎？按照軍法，這是死罪。」

錢秀玲拿出請願書：
「將軍，整個村子的人都為他擔保，他只是個熱血青年，戰爭已經奪走太多生命了。」

法肯豪森翻看著請願書上密密麻麻的簽名，其中有老人顫抖的筆跡，也有孩子稚嫩的字體，他抬起頭看著錢秀玲：
「妳一個中國人，為什麼要冒險救一個比利時人？」

錢秀玲平靜地說：
「我是醫生，我的職責是救人，不分國籍。」
三天後，德軍宣佈羅格爾改判八年徒刑。消息傳來時，羅格爾的母親當場暈倒，醒來後抱著錢秀玲痛哭。整個村子沸騰了，人們湧到錢秀玲的診所，送來鮮花、麵包和自家釀的葡萄酒。

此後兩年間，她先後六次前往布魯塞爾。每一次，她都帶著詳實的材料和村民的請願，她從不空手而歸，先後救出了97名被判死刑或重刑的比利時人。

其中最驚險的一次發生在1944年夏天，當時有12名大學生因散發反戰傳單被捕，全部判處死刑。錢秀玲得知消息時，距離執行只有24小時。她連夜趕到布魯塞爾，在司令部門外等了整整一夜。

天亮時，法肯豪森的副官告訴她，將軍不在司令部，錢秀玲說：
「我知道他在，請轉告他，如果這12個孩子死了，錢卓倫會為有這樣的朋友感到羞恥。」

一個小時後，12名大學生的死刑被改為勞役。其中一個叫皮埃爾的青年後來成為比利時著名的物理學家，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是一個中國女人的勇氣，讓我有機會活到今天。」

1945年戰爭結束，法肯豪森作為戰犯被押回比利時受審。檢察官指控他執行納粹政策，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審判進行到第三天，錢秀玲出現在法庭上。

她帶來了厚厚一疊信件和照片，都是被她救過的人寫的感謝信，她對法官說：
「我不為他的政治立場辯護，但請允許我說出事實。這個人在權力的重壓下，仍保留了一絲人性的光芒。」

法庭上，97個曾被錢秀玲救過的比利時人站起來，為她的證詞作證。最終，法肯豪森被判處12年監禁，而非檢方要求的死刑。

戰後，比利時政府授予錢秀玲「國家英雄勛章」。
艾克興市將市中心的一條街道命名為「錢秀玲大街」。2008年，96歲的錢秀玲在比利時去世。她的葬禮上，來了上千人，其中許多白髪蒼蒼的老人，都是當年被她救過的人或他們的後代。
一位93歲的老人在葬禮上說：
「她用一張照片、一封信和無比的勇氣，改變了我們所有人的命運」。

戰爭摧毁人性，也昇華人性，歷史都留下紀錄。我們這一代的台灣人沒有經歷過戰爭，可是現在卻處在戰爭的邊緣。台灣不是侵略或興戰者，但是不斷地挑釁對岸發出威脅。當年錢秀玲成功挽救多位比利時抗戰份子，現在台灣也需要一位政治領袖清楚反應台灣的反戰民意：台灣無事，日本無事，台灣不要被對岸武統，也不要被美日誘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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